昨天同事转来一篇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论文，今年刚发表在国际顶尖期刊上的，标题叫“政府应该促进还是限制城镇化”。

论文说的是城市有“最优规模”。小了不好，没有集聚效应，影响经济发展；大了不好，挤占公共资源，也就是经济学常说的“消极的外部性”。

然后论文评估了中国放开户籍限制的影响，发现大部分城市放开户籍限制后都是好的，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对超大城市来说，放开户籍限制会冲击本地居民福祉。

最后，论文建议，政府需要出手干预，把城市规模控制在“最优水平”。

类似的研究不止这一篇，以至于对经济学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前段时间，我听了某学生展示的一篇论文，结论是某些超大城市人口已经超出“最优水平”了，需要加强人口限制政策。

但凡学过现代经济学基础知识的，都知道经济繁荣源于一套自发秩序：每个个体基于自己的财富、能力和信息，自由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目标；个体的自由选择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促进了整体经济发展。

即便如此，个体的自由选择之所以合理，也不是因为它能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因为自由本身就是合理的。自由是目标，不是手段。

强调个体自由选择并不是无政府主义，反而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它需要建立且维护一套一般性的规则（比如法治），以保护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可能需要在个体自发秩序无法解决问题的领域（比如存在某些外部性的领域）出手解决——但这种政府干预需要被严格审视和限制，以防变成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手段。

从这个角度讲，人的自由流动应该是雷打不动的前提条件，是需要被无条件保护的自由选择权利。如果人的自由流动带来所谓的“大城市病”，政府需要做的是减少干预、放松管制、释放生产力，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中解决问题，而不是拿人的自由流动权利权衡利弊。

因此，开头那篇论文让我觉得最莫名其妙的逻辑是：它把城市在户籍制度等扭曲性政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福利体系作为理所应当的前提，据此计算以及建议维持所谓的城市最优规模。这本质上是把通过限制自由所得的好处合理化，进而推出继续限制自由的结论。

当然，这些莫名其妙的逻辑是普遍现象。当现代经济学发展到用复杂的数学和统计工具分析现实问题后，学者们反而把经济学问题变成狭窄视野下精工细作的工程学问题，全然忘记了经济的基础规律和现代经济学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源泉。

最后，我衷心希望所有现代经济学研究者（包括我自己）都能时时在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回回炉，否则亚当·斯密的棺材板就压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