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对传统政治哲学过分关注"死"持批评的态度。她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活着的时候岂可天天为"死"担忧。阿伦特并非是说要及时行乐，而是说我们必须认真地去对待"生"。颇具悖论意味的是，基督教虽然关注于死后得救的问题，但同样是基督教哲学家，如奥古斯丁的学说，第一次对"生"予以了充分的肯定。生，不是指活着，而是指开端、启新。奥古斯丁关于"生"的名言"人被创造出来，一个开端形成"〔24〕多次被阿伦特引用。〔25〕基督教对世界的"信"与"望"，为古希腊人所不知。〔26〕这种对"生"的认识，也与对"世界"的关注密切联系在一起。阿伦特强调"生"这一人类境况，体现了奥古斯丁对她的影响。

阿伦特用natality来描述"生"这一人类境况。Natality可译为创生性，它既可以指人的出生，人来到世间这个事实，与人终有一死的"mortality"（必死性，或译为有朽性，意指人终有一死这一境况）相对，也可以在抽象的层面指人能开创新事物的事实。在这一意义上，阿伦特多将之与实践生活中的行动联系在一起。人的行动能力植根于"创生性"。〔27〕行动是自由的，它既不像劳动那样严格服从于自然进程，也不像制作那样受制于目标-手段关系，它是个体在他人面前做出的令人出乎意料的举动，这种做出新事的能力，与人的知识水平、地位均无关系。它是一种禀赋，类似于"奇迹"。阿伦特说："既然行动是最典型的政治活动，创生性而非必死性，可能就是政治思想（区别于形而上学思想）之中心词。"〔28〕人的创生性能力，"像永远存在的提醒者，提醒人们尽管他们注定要死去，但他们出生并不是为了死亡，而是为了开始"。〔29〕人作出行动，开始新的事情，这便打破了日常生活的进程。人不是时刻都在行动，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时间人都耽于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然而，人总有创生的可能。对于这种启新的能力，阿伦特基本上给予充分的肯定。阿伦特由此批评思想史上许多哲学家对于此点的忽视，认为恰当的政治理论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这种新生的能力，甚至被阿伦特视为突破极权主义恐怖支配界限的力量。这正是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结尾引奥古斯丁关于"生命来到人间"的涵义。

然而，阿伦特对创生性并非一味地赞扬，行动本身的危险，亦是源于这种创生性。行动的特点包括，作者的不具名，发起不可预料，后果与影响没有止境。〔31〕不同的行动交汇互动，更加产生复杂的结果，它会给人们带来什么，行动者自己无法控制，这是人自由的体现，它赋予自然界以人的印记，给世间增加了新事物，然而，它也威胁着世界的稳定。这具有悖论意味，不无悲剧色彩。似乎人们得到了一些东西，就会失去另一些东西。不过，阿伦特的重点仍在于强调创生性的积极意义。一方面，西方政治哲学传统长期忽略了它们，另一方面，现代世界理性化的情况下，行动因难能而可贵，它给予工具理性主导的世界以活力、希望及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