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在理论与实践中，都是私人领域与公权领域的边界问题。即，言论自由是个体自由的核心，个人的思想表达应享最大限度自由，公权力的作用仅限于避免伤害他人或公共秩序（约翰穆勒）。

“避免伤害他人或公共秩序”在穆勒的《论自由》中被表达为“直接而明确的伤害（harm principle）”。在美国司法中，通过 Schenck v. U.S. (1919) 的“明显而现实的危险”标准和 Brandenburg v. Ohio (1969) 的“即刻违法行为”测试得到制度化。美国司法一再强调，限制自由必须基于直接、客观、可证明的伤害，而不是个人的主观感受。这样才能避免以“情绪受伤”为名义的审查，保障言论自由和个人自由的根基。

因此，判断言论自由是否被伤害，须依从以上原则，考察公权力是否越界。这与左右立场无关，无论麦卡锡主义，还是通过“公共利益、包容性、安全空间”来限定言论、推动限制性法案（取消文化和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清洗），都是对言论自由的伤害。

目前看，不管是迫于舆论压力还是出于义愤，企业主解雇为查理柯克之死叫好的员工，只要与公权力无关，便不伤害言论自由。而证据表明，ABC解雇鸡毛秀主持人Kimmel与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 Brendan Carr 的威胁直接相关，这已经涉嫌公权渗透，我认为越界。

综上所述，我不赞同直接开除Kimmel。对任何人的死发表任何观点都是他的自由，接受公共评判自承后果即可，Kimmel的言论不违法，受第一修正案保护。但是，在没有可靠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他以娱乐评论的形式宣称凶手是MAGA，这有违《新闻伦理守则》，我认为如果Kimmel是个有原则的人，他应该主动公开澄清或道歉。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确实爽，但原则和底线更重要。因为这不是左右之争，而是自由与极权、文明与野蛮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