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编剧署名议题，把之前的观点扩展成了这篇文章。《繁花》是引子，也探讨了《隐秘的角落》《夺命金》《罗小黑战记2》等不同案例。

如果说《繁花》的案例因为双方各执一词还无法形成定论，那么2024年的编剧王雨铭、杨涵胜诉案，是一个更好的讨论案例。

2018年，编剧王雨铭与杨涵同万年影业签订协议，负责网剧《坏小孩》（后更名《隐秘的角落》）剧本创作。他们其后撰写了《隐秘的角落》分集大纲及前三集剧本，但该剧正式播出后，剧组仅把二人列入“特别鸣谢”名单，而非编剧。为了维权，2020年6月该剧播出后，王雨铭与杨涵先是与剧组商讨，争取得到编剧署名，在商讨未果后，他们在互联网上公开此事，同时提起法律诉讼。历经四年多的法律程序，2024年11月15日，法院判决出品方需将王雨铭、杨涵署名为前三集编剧并公开致歉。

两个普通编剧维权，足足要花上四年时间，才换来迟到的署名，这便足以反映在今天，一个普通编剧的维权成本依然高昂。

在一部戏的成败中，编剧占据决定性的作用。在美国、英国、韩国等国，编剧的定位并不逊色于导演。但在国内，与其说剧组重视编剧，不如说只有出了名、有地位的编剧，才能被剧组重视。像刘和平这样有《大明王朝1566》等杰作傍身，享有极高话语权的编剧，在业内只是极少数，更多人尽心尽力撰写剧本，最后在剧本修改上的话语权不如导演和制片人，还要面对明星的任性改戏，而那些刚入行的新人编剧，往往先到大编剧的手下做事，成为大编剧的影子写手，苦盼着一个出头的机会。

我不认为当下的编剧生态和署名潜规则是不可被撼动的，《罗小黑战记2》团队已经做出了可喜的实践。现状并非不可改变，前提是身在其中的个体拿出敢于说不、敢于求变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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