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淮乱辽问题和明亡于万历的一点思考

17世纪初，明帝国在辽东地区力量的衰落，“高淮乱辽”作为最直接因素是没法回避的，尽管明王朝在辽东以及女真地区统治力的衰退只是帝国衰亡的并发症，但高公公在辽东的胡作非为却是一剂催化剂，不但引发了金得时之乱等一系列民变兵变，还从根本上掏空了辽东的军屯根基，瓦解了辽东驻军的战斗力和后勤自持能力，给努尔哈赤的崛起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早在正德年间，辽东这个地方的军事和政治问题就非常严重。从嘉靖年间开始，辽东总兵就很少有正常卸任的，不是战死就是吃败仗被贬，历代辽东总兵任期最多两三年，原因无他，辽东此地孤悬塞外，东、北、西三面被蛮族包围，自从堡宗去蒙古留学后，此地防务就开始松动，东蒙古诸部日常寇边，年年杀掠，在李成梁之前，连续三任辽东总兵被蒙古兵所杀，直到李成梁的出现···········

与之前那些任期短的前辈不同，李成梁在辽东当总兵稳得一批，一干就是22年，这个任期长度不但在大明276年历史上绝无仅有，放眼两千年帝制时代，边疆军事长官在同一个地方任期如此之长，也是非常少见的，而他之所以能干这么久，一是会做官会做人，官场道道门儿清，而且在朝廷中始终都有盟友和靠山，维持着皇帝和中央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敏锐非凡的军事嗅觉和超越所有同行的耀眼战绩。其一生中通过兵部核验的首级军功超过了15000级，几乎是同时代所有名将总和，靠着这一身杀人术，李成梁把辽东变成了净土，并不干净，却比较安静。所以虽然盖子下面照样问题一堆，但辽东表面看起来还过得去。

可好景不长，到了第一任期末，此时已经六十多岁的李成梁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最终致仕退休。

李成梁之后，辽东又开始乱套，十年八总兵，边疆重镇如此混乱，按理说应该足够引起朝廷重视了。但当时混乱的政局和日益严重的党争，使得朝廷始终没有一个恒定有效的政策可以长期推行，更要命的是，整天搞无政府主义，和官僚集团非暴力不合作的万历皇帝对此根本不在意，不但丝毫没有整改的意思，还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一大群太监帮自己敛财，派到辽东来的，就是高淮。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受命尚膳监高淮到辽东开矿征税，于是高公公摇身一变开始玩跨界，不管食堂管理财，跑到辽东收矿税刮地皮，结果辽东并没有什么矿，但高淮要给万历交的钱却不能少，于是就开始对当地疯狂盘剥，本来就问题一堆的辽东彻底瘫痪，期间引发了多次兵变和民变。

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委官廖国泰“虐民激变”。高淮诬陷诸生数十人是民变的领头人关进监狱。

最引人注目的是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两次兵变。第一次兵变发生在这年四月，前屯卫军因高淮克扣月粮、鞭打凌辱下级军官和士兵而起事，并声称“誓食淮肉”(《明史·宦官传》)，经一参将再三劝告，方才回营。

同年六月，锦州(今辽宁锦州)、松山(今辽宁锦县境内)驻军继前屯军之后哗变，高淮害怕被变兵所杀而逃进关内。两次兵变都是因高淮凌辱士兵引起的。

《酌中志》记辽东"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故辽东人有四大恨，高淮占其一。

这些年不少想当然的人，总觉得明朝税收出问题是东林党为首的士绅干的，而且特指江南士绅，这就属于是把复杂问题的原因给简单化，片面化，把当事人脸谱化，标签化，这种降智打法的好处是方便编故事传播，可以张口就来，坏处是炮制了无数的谣言。

他们认为，既然朝廷没钱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偷税漏税，特别是那些富得流油的工商业主，更是偷税漏税的重灾区，那老艺术家万历皇帝派太监去征收矿税，岂不是很好的破解方法，可惜啊，都被万恶的文官集团阻挡了，一袋雄主朱翊钧壮志难酬啊！

这都不是简单的历史发明了。首先，偷税漏税的主要原因确实是和地主阶级融为一体的工商业主，利用朝廷制度缺陷，联合官僚集团侵蚀国家税源，但这种现象在当时普遍存在，并非是江浙沪包邮区的专利，这属于制度缺陷官僚团体腐败引发的病症，而不是某一个地方性政治群体炮制出来的阴谋。

其二，收上来的矿税并不进入国家财政，而是进入皇帝内帑，即皇帝自己的小金库。

明代的公共支出，来自户部，每一笔用度需要提前预算，层层审核，皇帝也不能随意插手；而内帑则属于皇帝私人，皇帝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户部无法插手。所以你可以说明朝的税收体制有问题，对于矿产和工商业的税收存在制度缺陷和执行不力的问题，但问题是，万历皇帝的做法并非是要改革税制，纯粹是想给自己小金库增加收入。

其三，矿税的玩法，属于最低效率的剥削玩法，因为万历是派太监到各地开矿，然后收税。但是，矿产这东西的分布，是有科学规律的。而太监可能懂地质学吗？太监不懂，那就意味着所谓开矿就只是敛财的由头，许多地方根本开不出什么矿，但开不出矿却不意味着可以不交钱。太监是直接效忠皇帝的，能不能开出矿不重要，给皇帝足够收入才重要，所以就开始对地方上巧取豪夺，敲骨吸髓，引发了严重的民生问题。

其四，矿税并不意味着只收采矿的税，更不是只收富人的税！太监一出京城，就变成了代表皇帝意志的钦差，他可以借用征收矿税的名义做任何事，就算你养只鸡，他只要看上了，也会说这只鸡和开矿有关，必须收走，至于太监顺手给自己敛财，那就更别提了，如此一来，导致派出收矿税的太监，在地方上几乎无差别吸血所有人，其中平头百姓作为好捏的软柿子，更是被剥削的重点对象，各种名目繁多的税种足够让任何小康之家顷刻间家破人亡。

而这种苛捐杂税，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宽泛的额称呼：摊派。

历朝历代，正税都不是最可怕的，根本没有严格制度的摊派，和地方官吏的层层盘剥才是最要命的。矿税恰好两个都占——既不可能有明确标准，又依赖于太监打手们的暴力获取，中间商层面更是失序。所以从给皇帝敛财的角度来说，收矿税这种玩法效率奇低，往往是万历拿到一两银子，下面百姓被刮走的都不止一百两，而高淮乱辽就是最经典的案例。

高淮乱辽持续了十几年，导致的严重后果举世皆知，万历怎么可能听不到一点动静？但他没有反应。因为他根本目的就是敛财，对于底层军民的死活是不在意的，毕竟作为一个生于深宫死于深宫的宅男，一个传承了两百年的统治家族的代表，绝对皇权滋生的傲慢是刻在基因里的，皇帝只关心刮了多少钱？至于百姓的死活，他是不关心的。绝对皇权下，一念之间的贪婪往往就会化成吞噬无数生灵的滔天洪水。

万历皇帝朱翊钧本质上和他的爷爷嘉靖皇帝朱厚熜一样，都是一个极度自私、贪图享乐，但也有点野心和抱负的传统专制君主，但和他爷爷不同的是，朱翊钧远远没有他爷爷的政治手腕，这导致了他虽然可以勉强控制朝局，但也一手促成了政局的混乱。

总有人给万历皇帝洗地，说万历皇帝其实是壮志难酬的悲情帝王，他一生受制于文管集团的掣肘，啥也干不了，说得好像万历皇帝是个傀儡一样，这就扯淡了，官僚集团掣肘皇权，也不是万历时代才有的事，嘉靖皇帝那会儿，首辅杨廷和甚至还想逼着皇帝换个爹，不也被皇帝发动群众斗群众给打倒了，怎么到了万历这里就不行了？菜就得多练。

其次，万历并非傀儡皇帝，而是实打实的实权帝王，他完全有能力贯彻自己的意志，而且也不止一次真的做到过，除了万历三大征等军事行动，万历皇帝多次乾纲独断外，他册封藩王，花费巨万，几乎把太仓银库掏空，可无论群臣再怎么反对，也不能动摇他的决定，说明他并非没有权力，也并非不懂权力如何使用，就看他想不想用了。

纵观大明276年的历史，从初代皇帝朱元璋到末代皇帝朱由检，朱家皇权其实从未旁落（南明那一堆皇帝就不说了，那是真的傀儡），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就连号称皇权专制巅峰的大清，自从咸丰皇帝死后，就没再出现一个实权帝王。

还有人说别看万历皇帝啥都不管，消极怠政，但他其实啥都知道，国家发生的事逃不过他的眼睛，所以他不是昏君啊~

这个论断的前面都不算错，但最后一句是放屁！

万历确实通过大量的耳目爪牙，时刻掌控着帝国的动静，万历时代也是锦衣卫和东厂的末路辉煌，在掌管锦衣卫长达四十余年的骆思恭带领下，锦衣卫一度成为当时最强的特务机构，在万历三大征中发挥了不少作用，锦衣卫的探子在日本都能传回情报，国内发生的一些动荡，万历确实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

但是！他啥都知道，难道就不是昏君了？

不知道所以不管，和明明知道，却啥也不管，二者有根本性的区别，前者只是蠢，而后者那就是坏！

以金德时之乱为例，金德时要搞事早就被发现了，朝廷委派钦差前来调查，结果上报朝廷，结果万历皇帝仅仅敷衍的回应了一句“知道了”……然后就没了下文。

打个比方，你所在的企业一直走下坡路，高层领导争权夺利，中层领导中饱私囊，底层员工浑水摸鱼，眼看着问题越来越多，董事长明明知道，也有能力做出一些改变，但却选择了毫不作为，不但不作为，还想法设法编造罚款理由，从底层员工头上刮钱，这种领导，难道就是某些人口中的“一代明主”么？

说回高淮乱辽，这场持续十余年的闹剧到底给万历带来了多少收益不得而知，但负面效应却是人尽皆知，辽东彻底凋敝，军户困苦不堪。辽东十年八总兵，后面的几个总兵倒台，与高淮也有着直接关系。

面对乱局，七十多岁的李成梁再次复出，但此时高淮还在辽东继续折腾，李成梁也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雄心壮志，辽东本地军队也早就被折腾的奄奄一息，完全不具备对女真部落犁庭扫穴的能力，至于朝廷启用他的原因，就是想依靠他在辽东的威望镇场子。

但是李成梁是个彻头彻尾功名至上的人，他打仗就是为了家族世代的荣华富贵。当年拼命刷军功就是为了荣华富贵，现在让他为了辽东本地的防务去得罪高公公，可能吗？何况当年得罪高公公的马林（萨尔浒参战那位）下场有目共睹，殷鉴不远，所以为了保住荣华富贵，李成梁选择和高淮同流合污，辽东驻军彻底被折腾废了。

李成梁第二任期之所以没有什么军事行动，恰恰因为他知道军队状况，所以什么都不动，只靠着曾经的威名震慑诸部，如此反倒还能勉强维持局面。一旦真的动手，明军的老底就彻底露馅了，没了这层虎皮，辽东局势将彻底失控。

因此李成梁虽然表面强硬，但在真正的问题上却尽量回避与努尔哈赤正面冲突，例如放弃宽甸六堡，其实就是宽甸本地军民无法忍受盘剥，大量逃亡女真地区，李成梁为了避免努尔哈赤吸纳人口继续壮大，主动放弃这里，让努尔哈赤把宽甸的女真人带走，自己把这里剩余的军民迁走，让此地成为双方隔离带，但恰恰是这种绥靖政策，促成了努尔哈赤的迅速壮大，等到高淮和李成梁离开后，辽东缓慢恢复时，努尔哈赤已经彻底势大难制了。

此时的大明只能静静等待那场白山黑水间的宿命对决了，在辽东这场雪崩中，无论是皇帝、总兵，还是官僚，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