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土文献有助于调息古籍校注之争的例子。

传世文献今本《晏子春秋》有一篇某句为：“古者之为宫室也，足乎以便生，不以为奢侈也。故节于身，谓于民。”

前半句很好理解，说古时候的君王建造宫殿，舒适就行了，不追求奢侈。“节于身”也好理解，即自己节俭。问题出在“谓于民”这句里的“谓”字，放在那里实在不协调，有些不知所谓，故而引起了不少小学家的各抒己见。

比如王念孙，他认为这个“谓”字错了，原来应该是“调”，字形相近造成的抄写讹误。“调”解释作“和”，“节于身，调于民”就是通过自身的节俭（不劳烦百姓），来使民众和乐不伤。

又如刘师培，他认为“谓”字应该是“为”，同音假借，也是古人常用做法。他还举例，《吕氏春秋》中有一句“胡为不可”，在《淮南子》里就写作“胡谓不可”。《史记》的“郦食其谓里监门”，《汉书》就写作“郦食其为里监门”。足见两字有通用的惯例。所以此句应为“节于身，为于民”。

又如张纯一，认为应理解成“节于身，诲于民”。谓和诲，都有告知某人的意思，意义相近。全句的意思，就是用自己的节俭，来教诲民众也崇尚节俭。

再如于省吾，认为“谓”字应通“惠”。他举例，《尚书》有一句“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汉朝刻石经就把“谓”字刻成了“惠”。当然还有其他例子。惠于民，意思很好理解，就是使民众得到实惠。

以上便是关于此句的诸说。看到这里，不妨先感觉一下，自己比较认同哪一位名家之说呢？

现在揭晓答案。

1972年出土的银雀山汉简里，恰好有晏子春秋的一些内容，包含这句的文章也在其中。简本字迹很清晰，正作“节于身而调于民”，证明了王念孙的意见是比较合理的。为什么不直接说是正确的呢。因为简本其实也未必是最早和唯一的文字原型，我们只能说从王念孙之说与目前最早的版本相合。

当然，一个例子的判断错误，并不能代表其他诸家的水平不行。事实上，他们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凭借扎实的小学功底和大量的阅读基础，对古籍校注整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没有这些前人的工作，实际上我们看不到今天那么方便易读的先秦古籍。

我还想到自己正在出版制作过程中的《商君书讲义》，有桩好玩的事情。书写完交给编辑老师后，有一天她看到网上有篇文章，文章说是哪里哪里出土了最早的全本的商君书，每篇后还有商鞅本人的解读云云。出于谨慎，她发给我看。我一看标题，心理咯噔一下。因为假如这是真的，那我肯定要花时间研究，根据最新研究来调整书稿。不过稍一读文章内容我就噗嗤笑了出来，全文显然是AI编的，里面充斥着对商君书文献学上的无知，错误百出。不过，我内心是希望将来能出土商君书早期版本的，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更能有的放矢。而在没有之前，只能就当下尽量做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