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怎样记载汉匈战争的——顺带给新书打给广告

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勇于抗敌，仁爱士卒，号令简明不烦，将士归心于他。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本篇饱含深情，是太史公文学上的极致之作。
由本篇的“太史公曰”可知，司马迁是见过李广的，推算司马迁成为郎官的时间，当时的郎中令极可能正是李广，也就是说，李广是司马迁刚刚步入职场时，接触到的第一个部门领导。另外司马家和李家祖上都是秦国名将，不排除也存在某种世交。
偏偏，李广又是个最令下属敬爱的好领导。李广的军事才能如何，大可争论，但是李广有三项长处却是公认的：第一，骑射无双，个人武勇极具偶像气质；第二，爱惜士卒，身无余财，与基层将校同甘共苦；第三，为人简易，号令不烦，不作严苛的管理考核。代入下属的视角，会发现这些长处远比那些更高端的优点有吸引力得多。
所以基本上就不能指望司马迁客观评价李广了，感情羁绊如此之深还要强行客观，反而多少有点违背人性。

好在，司马迁仍然比较准确地记载了李广的行事风格和具体战绩。所以后人很容易看出，李广是一员勇将而非大将之才，无论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还是率领小股部队千里奇袭的能力，没有证据显示他可以和卫青、霍去病相比。
当然，现在有一种对李广贬损太过的论调，同样也难以成立。如：

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

因为这条记载，有人认为李广统兵无组织无纪律，连排长之才都不够，就疏忽了李广这么做的具体背景。当时还是汉朝的战略防御阶段，所谓匈奴入侵经常是几个人、几十人的小股骚扰。如果要求边境的汉朝守军经年累月保持高强度警戒状态，很容易进入看似严守规章实则精神涣散的状态。李广让将士们总体上较为放松，同时派出斥候大范围侦查，实际上是一种精准流调。李广在汉朝和匈奴人那里的口碑，也证明了这个策略曾经相当成功。当然，可能也正是对这种策略的依赖，汉军转为全面进攻的模式后，李广对新打法就有点难以适应。
还有“李广路痴”的谣言，说他经常迷路。其实统计下汉军历次出击，汉将“失道”是常有的事，李广只有一次，但却是通往他生命尽头的那次，所以令人印象格外深刻罢了。
再是说李广非大将，也还是远胜一般将领的，更不消说军宅嘴炮了。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原祸害，——司马迁认为匈奴是“夏后氏之苗裔”，又认为匈奴就是山戎、獫狁、荤粥，那么“三代以来”一直是威胁，也就不奇怪了。
要想掌握强弱时势，从而决定如何防御，如何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本篇讲述匈奴的历史。《匈奴列传》夹在李广传与卫青、霍去病的传之间，从体例编排来讲，显得有些奇怪，从阅读体验来说，倒还顺畅。
关于匈奴的起源，古人读本篇，常常已经觉得“疏略甚矣”。现代学者当然会有更多全新的看法。
本篇更有价值的，是秦汉以来中原王朝与匈奴的战争与和平。
说到匈奴的冒顿单于，司马迁讲了他好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很难说这些故事里有几分真假，只能说，在汉朝眼里，让我们的太祖高皇帝忍受白登求和之辱的单于，配得上这样的传奇。
汉代初年，刚刚从恐怖的战乱中走出来的汉朝，确实难以在军事上和匈奴对抗。所以对匈奴除了和亲，汉朝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而和亲效果有限，匈奴并不因为娶了汉朝公主收了汉朝财物而停止侵扰。这当然会给汉朝人留下匈奴毫无信义的印象，现代研究游牧经济的学者则会给出另外的解释：第一游牧经济不能自给自足，不靠南下劫掠匈奴无法维持生存；第二匈奴仍然有部落同盟的性质而非中央集权，所以单于承诺的和平，对普通匈奴人未必有那么强的约束力。
当然长期交流之后，也一定会产生中行说这样的人物。中行说是一个投奔匈奴的汉朝宦官，非常善于赞美匈奴的优越。文明社会的知识精英很容易产生一种自我厌弃的情绪，何况复杂的社会结构里，还一定会不断产出被亏欠的人，赞美另一种社会形态就是一种很好的心理补偿。对匈奴而言，则是“入关后自有大儒为我辩经”，现在只能不定期逾越长城而非真正入关，所以还只得到一个宦竖。
既然和亲带不来和平，汉朝国力恢复到汉武帝时代，全面反击也就开始了。从司马迁的记载里可以看出，汉朝和匈奴的攻防，都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秋高马肥，是匈奴南下的时间；而每年开春，是好不容易熬过了严冬的匈奴人与马都最衰弱的时候，而且为了追逐还非常有限的水草，匈奴大概率会出现在某些特定地点，汉军就选择这个时间出击。不确定司马迁是否清楚他所记录的季节信息中包蕴的意涵，但是大将军卫青无疑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的时间点总是掐得太准确了。
大致说，汉匈战争的态势，可以元狩四年作为分界。此前汉军尽管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确实堪称战果辉煌；但是当匈奴撤退到漠北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这时汉朝战略上已经是绝对优势，失去了农耕区的补给，漠北的匈奴无法自给，早晚会自行崩溃；战术上汉朝却是绝对的劣势，出击漠北补给线拉得太长，后勤成本更高，匈奴不再与汉军主力会战，而是在隐秘处等待，等到汉军长期曝露于荒野后疲惫不堪，不得不撤退时，才突然出现发动致命一击。
司马迁缺乏长期随军作战的经验，对前线局势的了解，主要依赖战报；对大后方为了支撑前线作战，各种社会动员付出的惨重代价，司马迁却感受至深。《匈奴列传》不免越写越痛苦低沉。
导致司马迁遭受宫刑的李陵之败，发生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超出了《史记》原定的年代下限，但司马迁仍然提及此事，只是写得非常简单。甚至于，《匈奴列传》的最后，还写到了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广利投降匈奴。如果这条记载确实是司马迁本人的手笔，大约说明此事是太史公的心结，所以无论如何要记一笔。

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直通曲塞，收复河南之地，——这句说卫青。曲塞指今内蒙古河套一带的边塞，河南则就指河套地区，和今之河南省无关。这一带于秦末大乱时为匈奴所占，至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在发动奇袭，收复河南地。
攻破祁连山，打开通往西域各国的道路，——这句说霍去病。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出陇西二千余里，于祁连山一带大破匈奴，
击败北方匈奴，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靡北胡”总说二人。卫青，官至大将军；霍去病，官至骠骑将军。

本篇是卫青、霍去病的合传，也是争议极多的一篇。
有人觉得，别看《自序》里这几句话是赞美卫霍的，司马迁写这篇，其实用意就是说他们不好。宋代学者黄震说：

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黄氏日钞》）

不过黄震说的，很难说是司马迁的表达效果，恐怕还是他自己的期待视野使然。作为宋朝人，黄震既反感重用外戚，更憎恶“生事夷狄”（去和少数民族搞事情），不管司马迁怎么写，他大概总要觉得卫霍“不值一钱”的。
也有说得比较具体的，主要是几点：第一，司马迁详细记录卫青、霍去病卑微的出身；第二，司马迁强调了卫青、霍去病的外戚身份；第三，司马迁借苏武的父亲苏建之口，指出“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贤大夫无称”；第四，司马迁每次记录卫青、霍去病出塞的斩获，就会记载接下来匈奴的反击给汉朝造成的损失；第五，司马迁在《佞幸列传》里，也提到了卫青、霍去病。
当然，也有不少人觉得司马迁笔下的卫青，相当可敬。对卫青的战功，司马迁的写法大体和写汉初功臣相似，实录战果为主，由于功绩确实过硬，不加文饰，反而更显说服力。但写卫青又毕竟比写汉初功臣用心，所以偶有几笔点染，便神气绝伦：

大将军深入穷追，战功最烈，又且因粮于敌，使幕南积聚一空，又且单于跳身苟免，使其众不知所在，汉威已极，此平城以后第一吐气之功也，史公胪次极其详尽，使千古以下犹若身在行间，闻鼓声而搏髀者。（姚苎田《史记菁华录》）

显而易见的是，司马迁写卫青指挥的元狩四年大决战，给了后世中国文学无穷的滋养。许多唐人佳句，就从这一段描写中化出。
更重要的是，有人觉得司马迁笔下的卫青，不仅是名将，更难得的优点是古大臣风，“有识，有体，有机权，有情实，似从学问世务中出，非独奴虏所难，恐功臣中亦鲜有及此者。”（钟惺《史怀》）也就是说，在这些读者看来，司马迁写了卫青卑微的出身，不但不是抹黑，相反更显出卫青的难能可贵。
能让不同的读者读到截然相反的卫青，大概正说明了司马迁笔下的卫青，客观而立体。所谓司马迁笔下的卫青的缺点，并无虚构，实际上司马迁之所以道破一些事实，也难说是恶意。
写卫青出身卑微，司马迁最敬爱的孔子，司马迁也写他是野合而生。
写卫青的外戚身份，司马迁也写到了早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就不是卫青靠裙带关系上位，而是靠卫青的赫赫军功，维护姐姐的地位了。另外，《建元以来侯者表》里，司马迁写到了卫青，却只记录功勋，没有提外戚身份。
写卫青不讨某些士大夫喜欢，司马迁也立刻给了卫青解释的机会：要讨他们喜欢很容易，花点钱养着他们就是了，但是这么做，会让汉武帝不高兴。这段其实是写武帝一朝，做勋贵之难。
写匈奴反击，当然是因为反击确实存在。
至于《佞幸列传》里提到卫青、霍去病，原话是这么说的：

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司马迁强调的是，卫青、霍去病和别人不一样。另外，在《淮南衡山列传》里，司马迁还引用了大量赞美卫青的话，表明卫青对那些企图造反的人的震慑力。
这要叫丑化，恐怕不知道要有多少人期待被丑化了。
至于霍去病，看得出司马迁确实不大喜欢。霍去病和卫青不同，出身也微贱，小时候却没吃过苦，而且他确实是天才，天才从来都和普通人之间缺少共情，所以霍去病对士卒不好，大概是事实，这个被司马迁记下来了。但骠骑将军出彩的细节也不少，钱穆说：“史公于霍去病虽寥寥落笔，然亦精神毕显矣。”
有人指出，写卫青，司马迁更多用自己的语言写，写霍去病的功勋，司马迁往往就抄汉武帝的嘉奖诏书。这确实说明写得不够投入，不过倒是无意中符合现代学术尽量引用原始文献的宗旨。为什么汉军骑兵从来打不过匈奴，到了卫青、霍去病手里，突然就有了巨大优势了？有现代研究者从诏书当中梳理出关键信息，如果司马迁用自己的语言改写一遍，虽然肯定会更好看一些，也许这些信息反而会被遗漏掉。

本篇最后，交待了卫青、霍去病的后人的结局，霍去病的儿子死得不明不白，卫青的儿子因罪失去爵位。家族迅速的没落和此前皇帝的破格恩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此外还有卫青、霍去病手下的裨将们的简历，是非常有用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