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9300007 爷爷，这是你走的第三天。
一个月前去你家的时候，我最后告别时扭头对你和奶奶说：一个月之后我就回来看你们了，不要想我。
可是十月很快就要到了，你却差一点点等到我回来。我开始想你。
从我有记忆开始就知道，你有糖尿病。小时候我很喜欢刨根问底，我问妈妈：爷爷生病是因为爷爷很喜欢吃糖吗？妈妈说不是。我感到很奇怪，然而也没想起来问你，只记得你会每天中午撩起衣服，用一根钢笔一样形状，军绿色的注射器把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药打进肚子里；我记得你皮肤已经有些松垮、上面堆着一小层赘肉的肚子上用黑笔画了一个圈，圈里经年累月涂着的碘伏把皮肤染成亮黄色，洗也洗不掉，那支军绿色的笔就是在那里扎进你的肚子的。你按下笔尾的按钮，等半个小时后才姗姗来迟地到客厅吃饭。
当然，在今年之前我一直不认为你是有病的，我认为你是一个硬朗健康的老人。除了餐桌上唯独少了你一份装米饭的碗和我司空见惯的短暂的打针流程，我对你的病从来没什么概念。小时候有一半的时间都呆在你和奶奶身边，你下楼时经常喊我一起，推上爸爸买给你的自行车。我会乖乖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你载我去旁边的公园。
我最早的记忆起始于幼儿园。你是负责送我上幼儿园的那个人。那个时候你便习惯手握一个小小的相机拍下我的一举一动，后来我和父母清理那台相机的内存时发现其中一多半照片都是我三四岁时候傻傻的笑脸。我们第一次合照是在小区的樱花树旁，早春的樱花开得热烈，粉白色半透明的花瓣落满地面；我们站在树下，清晨的阳光穿过树和花流淌，我们一大一小站得笔直的身影拓印在相片上。后来似乎是姑姑的主意，你定制了两个瓷杯，上面印着你从相机里挑挑拣拣出的几张照片。没有我们在樱花树下的合影，这几张照片的主角只有我一个人。现在那两只杯子还在我家保存得很完好，和你刚把它们拿过来时一样。
小学时你和奶奶给我送过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是一双冰蓝色的旱冰鞋。一开始拿到它我便吵着要出门试，可惜穿着它我连站都站不起来，只好由你和奶奶把我一人一边架着扶出门去，尝试着松开手时我又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在地上。我忘了我是怎么学会旱冰的了，好像不久之后就能绕着相邻两排居民楼中间空出来的小院子一圈圈滑，你和奶奶再也不用搀着我，只是在旁边看，一边用小小的老式相机乐此不疲地拍着视频。视频右下角是明黄色还能明显看出像素点的日期，2013年2月的某日——和你肚皮上碘酒染出的圈圈一样的明黄色。
后来我长高了，到了坐在你的自行车后座上为了不擦到鞋底只能费劲抬起腿的年纪。有一天，你开始教我骑车。可能是有了前车之鉴也可能是我的确长大了，学自行车的历程远没有学旱冰时磕磕绊绊，几乎不用你怎么费心教，两个月后我已经可以在推车走时单脚跨上车，你看起来甚是得意，举起相机依旧拍个没完。由于我已经不适合再坐车后座而你不放心让我骑车上马路，我们虽然还是会一起去公园，出行方式却变成了坐公交。你用塑料水管和纱布自制的小捞网带我捞公园湖里的小虾，捞出来就用塑料罐子装着带回家去喂它临时买的鱼粮。那个塑料罐子曾经为我们充当了很久的鱼缸，我猜它原本的就业方向是装瓜子和开心果。
那个塑料管和纱布打造的捞网现在还竖在你家的墙边。
你和奶奶常常说：你比你爸爸和你姑姑都聪明，一定能考个好大学。我知道你从小学六年级入伍之后就再没读过书，但你的卧室里总是摊着毛主席诗选，日记也写了一本又一本。你是爱书的，你的老书总被你精心地用传单或白纸包上书皮，不是整齐地摞在架子上就是摊开在你的书桌前，搞得我总分不清它们；可你又默许甚至是乐于看我在你的书皮上涂涂抹抹，用黑色或蓝色的圆珠笔画一些我现在看到会害臊得巴不得立刻钻进地缝去的幼稚儿童画，内容大致是戴着皇冠的公主或长翅膀的仙子在你的书皮上开包子铺。
初中过后我和你见面的频率便渐渐下降，只有周末才能去看你和奶奶一次。你总是拉着我让我尝你蒸的豆泥：红豆黑豆等等放在一起煮成沙，加上蜂蜜或白糖装进碗里蒸。其实味道不好也不坏，只是很普通的豆子味，但的确独特，我再也没吃过这种简单做法做出的深红发黑的豆泥，不知道是不是你专门研究出的食谱。你还是热衷于给我拍照片，但被校规束缚只能扎“大光明”且额头上还在冒青春痘的我自然开始抗拒，于是你只好收起大部分时间攥在手里的相机，只在我吃饭的时候才拿出来拍两张我的侧脸。再后来你学会了用手机，在家庭群里转发老年公众号文章之余不停地拍照，我帮你清理相册时经常看到莫名其妙的不对焦废片，剩下的则是你出门赶集时路过的风景、你偶然一次在路边捡到的刺猬（最后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把它装进了袋子里放生进公园的树丛）、你依旧坚持在写的日记。当然，相册里最多的还是我，在做着各种各样事情的我。我时常觉得你的相册里记录的并非你的人生，而是我的人生，至少是我前十八年的人生。因为我越过十八岁门槛的第八个月，你离开了。
今年年初的时候，高三上学期期末，我从爸爸口中得知了你胰腺癌晚期的噩耗。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你了，高中繁忙的学业使我几乎一学期也去不了几次你的家。我几乎忘了上一次和你见面时你都做了些什么，在我的记忆里你还是那个每天清晨骑车赶集、会一个人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悄悄来我家只为了和我说说话，给我带一袋香蕉吃的硬朗老头。我不知道这病和你的糖尿病是否有关联，但在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明白你已经时日无多。你快九十岁了，合适的治疗方法只剩化疗，而那只是无谓地拖延时日而已。爸爸和姑姑不打算让你待在医院受罪，只好把你接回了家里，同时回家的还有一袋平时药房根本开不出的止痛药，据说成分里有吗啡。
那天是上学期期末考试出分的日子，学校开家长会。爸爸出门前告诉我：你爷爷大概率撑不过今年了。
其实这一刻对我的震撼远大于如今得知你死讯的时候。可能是我当时从未想过八十多岁还能骑自行车上街的你会和癌症晚期这四个字有关联，也可能是从得知你病情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在准备与你道别。
那次考试我考得并不好，甚至可以说相当惨烈。可爸爸说，至少要过一个快乐的年。
我知道这是为了你。
春节期间我去了你家。曾经靠墙摆放的自行车已经被爸爸折叠起放进了后备箱，如今那个墙根下摆着一只矮沙发。你像从前那样坐在卧室的书桌前写着东西，已经需要装上助听器才能维持日常生活的耳朵使你没听见我开门的声音。我走到你面前，你还像从前那样抬起眼镜起身迎接我，把我拉到卧室门框旁用尺子抵在我的头顶测身高——和上次见面时没变化，但你还是拿起黑笔在门框上沿着上次画出的线描了一遍。我和父母陪你和奶奶打了一天牌，午饭时姑姑端上菜，你却只说没胃口。
和你道别时我像小时候那样抱了你，生怕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幸好的确不是，你撑到了我考上大学的时候。
高三下学期的模拟考我的成绩都不尽如人意，然而高考时我却奇迹般发挥出了高中时几乎最高的水平，考进了北京一所蛮有名的医科大学。录取通知书发下的那一天，我去见了你最后一面。
进门的时候你躺在床上，我把录取通知书递给你看，你笑得非常开心。你很高，比我高大半个头，可你的体重却比我还要轻了。我再也看不见你坐起时肚子上堆着的赘肉，握住你发凉的手臂时我只觉得心惊，好像隔着一层轻薄却浑浊的皮抚摸一具白骨。然后你从床上坐起来，好像十万火急似的拉着我，说你想把旧手机里的照片导进电脑里。
你塞给我一个屏幕已有些裂开的没有手机壳的iPhone 4。充电口还是最老式的那种，占据了手机底部三分之二的空间。屏幕很小，你颤颤巍巍地解锁这台已和古董没什么区别的老手机点开相册，于是我看到十年前的自己在裂开一条缝的屏幕里对着你笑。相册里有两百多张照片，有我，有我笔下卖包子的公主和仙子，还有那双我早就穿不下的旱冰鞋，唯独没有你自己。你觉得这些相片很珍贵，要是保存不下来很可惜。
由于手机型号太过老旧，我费尽了劲也没能把那些照片导出来，它已经老得连邮件都发不出去了。你没有怪我，只是把手机拿回去，仔细地关机充电，又把你的书塞给我，还是那本封面留存有我“大作”的书，我小学时翻开读过，是莫言的《蛙》。你问我：你要把它拿走吗？你看你画的小人儿，多可爱。
我拒绝了，我想让它再多陪你一会。
道别时我拼命朝你挥手，我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对你和奶奶说，别担心我，我一个月之后国庆就回来看你们。
可是你在三天前离开了。你没等到作为大学生的我再去见你哪怕一面。
我很少接受你送给我的东西，唯一的一件是你在我初中毕业时送给我的小镜子。当时你拉着我非要送我点什么，于是我拿起它说这个镜子就好。其实这个折叠镜一看就知道只是个廉价的地摊货，上面的污渍和胶痕也斑斑驳驳，但我还是揣着它度过了高中三年。镜子外壳上印着一只卡通海鸥，脚下是浩瀚的海。海鸥旁边竖着一行字：海上的来信。
这是你留给我除了大学四年的学费外最后的东西。
三天前的中午，从电话里得知你的死讯后我没有哭，我的第一反应是问妈妈，你走的时候安详吗？痛苦吗？她说，你是凌晨走的，没有痛苦，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我觉得有一点安心。
直到现在我也没能哭出来，我只是懊悔，我忘记了最后一次见面时有没有说过我爱你。
周六的时候我在北京接到了爸爸的电话，你的遗体被送去火化了，我回家时大概只能看见一捧骨灰。我突然那么怀念你在家庭群里刷屏的我曾嗤之以鼻的公众号小文章，那么怀念你蒸的味道寡淡的豆泥、你亲手做的小捞网、你在阳台上种的蒜苗，怀念我已经坐不上的自行车后座，怀念十四年前我们在樱花树下合照的那一刻。我怀念的有关于你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可回忆又太单薄。
我可能的确没能接受你不在了这个事实，我不知道该如何结尾，如果可以的话，就像你曾经送我的镜子上写的那样，你可以寄给我天上的来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