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同学，一位记忆里清秀漂亮而又充满灵气的女孩，9月27日早上去世了，离她被查出子宫癌大概3个月左右。

她离世的消息，是我叔叔告诉我，她和我的婶娘曾经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当地某委人事科。我的婶娘和她的妈妈又曾是幼师同学。我离开老家后，跟以前的同学鲜有联系，显见的原因是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被那个称为改变命运的“高考”分岔改道，大多数的他们进入了当地的体制内机构，结婚，生娃，开始了想象中的“岁月静好”的平稳而确定的生活，我则是以一个高考落榜生的身份去了北京，开启了一无所有的北漂生活，从各种打工，到比打工更折腾的创业，从媒体商业到文化行当，再从文化行业到纪录片，一路向越来越窄的死巷狂奔。

我的这位清秀的高中同学生于1970年4月3日，在当年的班级里可能算是最小的，在我们那样一个十八级小县城的高中，每年高三大概80%的都需要复读，但是我的这位同学在当年就直接考入了武汉纺织学院，2、3年后毕业时，她才刚刚20岁。大概在她毕业后没有多久，她和原来的一位去读了公安学校的高中男同学结婚了，然后有了孩子，这是90年初的事情了。从学校出来直接进入完全没有人教过或被培训过的婚姻，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讲，无异于一个没有学过游泳的人被扔在茫茫大海独自求生，对于她在婚姻里的经历我几乎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她是否有从这个磨人的修炼场生还下来，后知后觉地发现并长出自己的力量。唯一从婶娘那里听到的一点片言只语，是她和我婶娘一起在练某功。我对某功无感，当时只是想，这也许是她和其他沉迷于打麻作为消遣或问题出口的高中同学不一样的地方，不管怎样，她在寻求一些类信仰的精神上的东西。今天再看，也许，这是她从一个20岁的女孩迅速进入“他人妻子他人母亲”这些没有任何已知经验的角色的“裸泳”中，用自己视野里能找到的资源来自我支持。我不知道这中间，她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发生的那些她是怎么泅渡过的。

后来，大概是20年前，我因为拍摄回了一趟老家，见过她一次，也有些聊天，但是忘了聊的内容，就记得她提到她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甚至有点自嘲类学霸的父母出来学渣一样的孩子。那时候的我，生吞活剥了很多心理学的书，知道，任何一个家庭里，孩子是没问题的，如果孩子有问题，一定是孩子用自己的问题来呈现家庭的病症，并通过这种方式把火线吸引到自己身上，籍此成为维护家庭稳定或完整的纽带。我不知道，她的孩子用自己的成绩不好在表达什么，或仅仅只是成绩不好。

留在老家的高中同学几乎每月一聚，在所有这些聚会中，她，也许还有她的丈夫都是聚会中的中心，聚会结束后她也是一个“帮助者”的形象示人，她会开车送这个那个回家，“帮助者”都是孤独的，我不知道， 在这个貌似显得更有力量的“帮助者”的形象背后，她自己的脆弱在哪里得以呈现和释放。

子宫癌不是不能治愈的病，我不知道，是什么教会了她，不去照顾自己，却成为“帮助别人”牌路灯的灯下黑。她的父母都还健在，她是四个姐妹中的老大，她和手下的妹妹年龄相差可能就一岁左右，情谊很深，我不知道，她在哀伤的时候，是不是有地方敞开自己，告诉周围的人，“我也需要帮助。”并相信，呈现脆弱也是安全和被允许的。

她在去世的当天被送回她丈夫家的乡下，葬礼上，因为不是“适当年龄的死亡”，她身后那些悲伤不已的同学不被允许现场流泪，我也得知，半年前在同样的地方，她因“经血未尽”被习俗认为“不净”而不被允许进入她去世公公的灵堂……她的得病，和去世，都让我非常震惊，也异常悲伤，因为地理、生活或许更多是命运的分岔，这么多年来，我对她内心到底经历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但是，留在记忆里的那个清秀美丽的年轻面孔，和即将成为某个乡下的一抹黄土的两个形象，带来的巨大反差，让人很难接受和消化。

学校的教育不给人生活的智慧，真正给人智慧的东西，在我们需要的年龄，无处可循，很多人从学校出来后，几乎都是肉搏似的进入处处刀尖的现实生活，在那个权力文化系统下能生还下来的人，很多都需要藏起自己的脆弱，甚至切断自己的情绪情感感知，变得钝感或者麻木。很多人很多年后才能意识到，其实在每一个貌似“一切都OK”的成年人面具下，我们都是破败不堪的，需要被医治被疗愈的人。在回到以一个具体的个体的人的形式立于世的时候，我们需要从零开始，认识生命，以及生命的真正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