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你读书# 斯坦福大学周雪光. (2017).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植根于其独特的历史轨迹和组织结构，核心矛盾在于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中央统辖权与地方治理权之间的不兼容。这种矛盾的应对机制塑造了当代中国政治的运行模式。治理规模的巨大负荷（如幅员辽阔、多元文化、治理内容扩大）使得国家必须依赖官僚体制和一统观念制度来维系。面对组织困境，中国发展出三种应对机制：一是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动态平衡，体现在行政发包制；二是政治教化的礼仪化，维系国家象征性权威；三是运动型治理机制，作为纠正官僚体制失败的手段。

从韦伯的视角审视，中国国家支配形式的历史模型是君主官僚制，其权威基础源于传统与卡理斯玛，而非韦伯意义上的法理权威。官僚体制的合法性来自自上而下的授权，表现为向上负责制。当代中国延续了这一逻辑，执政党的卡理斯玛权威经过常规化，转化为党务系统的组织基础，这强化了垄断权力逐级复制的趋势，导致官员行为倾向于向直接上级负责制，而非对抽象规则负责，造成规则的尴尬。

为分析地方政府行为，作者提出“控制权”理论，借鉴不完全契约理论，将组织权威关系视为剩余控制权的分配。控制权分解为三个维度：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不同的分配组合形成不同的治理模式，如高度关联型（中央集权所有控制权）、行政发包制（中央保留设定/验收权，地方拥有激励分配权）和松散关联型。在行政发包制下，地方政府（管理方）在执行阶段会采取层层加码的策略，而在验收阶段则倾向于与代理方共谋，以应对委托方（中央）检查的不确定性。例如，在环保领域，市环保局（管理方）会利用其激励分配权，通过调整各县（代理方）的减排量，平衡各县绩效，以维系政治联合体，即使这与上级（委托方）的验收结果不符。

运动型治理机制是治理模式转化的重要手段，它通过政治动员暂时打断官僚体制的常规运行，将治理模式推向高度关联型。这种机制的合法性源于最高权力对常规程序的专断权力，在当代则体现为卡理斯玛权威的常规化。运动式治理的特点是间歇性、高成本、高风险，其目的在于规范地方执行的灵活性边界，防止失控，但其频繁使用也导致了党政系统的官僚化。

政府内部的互动常表现为上下级谈判，可采用博弈论分析。委托方（上级）首先选择常规模式或运动模式，发出可信性承诺的信号。代理方（下级）则根据情境选择应对策略：当拥有合法理由和私有信息时，倾向于正式谈判博弈（如信号博弈）；当涉及特殊利益或需要规避风险时，倾向于非正式谈判博弈（如轮流出价博弈，依赖社会关系）；而在运动模式的高压下，则被迫选择准退出策略，将矛盾推迟到下一阶段的“执行博弈”中。

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是执行灵活性的制度化表现。其制度基础源于三个悖论：一是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悖论，政策越统一，与地方差异越大，共谋空间越大；二是激励强度与目标替代的悖论，高强度激励（如“一票否决”）在目标不切实际时，反而促使官员共谋造假以规避风险；三是官僚制度非人格化与行政关系人缘化的悖论，制度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促使官员投资于人际网络（人缘化），为共谋提供了非正式的实施机制。这种共谋行为在检查验收环节尤为突出，体现了基层政府对上级压力的集体应对。

基层官员的行为模式常表现为“拼凑应对”（Muddling Through），即在完成任务、政治联合体和激励设计这三重相互冲突的官僚制逻辑压力下，采取临时、被动的策略，关注短期目标，不断调整，以保持平衡。例如，在环保五年计划执行中，市环保局会根据政策周期和压力变化，在不同年份依次调整其注意力，以确保政治联合体的逻辑（维系与县政府的关系）优先于激励的逻辑（按努力程度奖惩），以应对**完成任务的逻辑**。

在资源动员方面，地方政府表现出逆向软预算约束的倾向，即自上而下地向其管辖区域内的企业或个人摊派税费，以获取预算外资源。这与传统的软预算约束（企业向上级索取）方向相反。其微观激励在于官员追求任期内的政绩，并通过资源密集型项目（如修路）作为向更高层级发出的有效信号，以在锦标赛制中获得晋升。宏观制度上，由于上下级官员利益一致，形成利益共同体，使得上级对这种向下攫取的行为约束不力，而基层民众缺乏组织，难以有效抵制。

国家治理逻辑与社会互动在乡村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村村通”修路案例中，镇政府基于官僚制逻辑强推项目，但因资金短缺，村庄陷入集体债务。村庄通过社会逻辑（如利用熟人关系“赊账”）动员资源，但这种动员方式是脆弱且不可持续的。最终，债务危机通过挪用国家专款（如“退耕还林”资金）和变卖集体资产来解决。

在村庄选举的制度变迁中，国家、官僚制和乡村的三重逻辑相互作用。早期（2000年），官僚制逻辑主导，选举被操纵；中期（2003年），乡村逻辑被激活，与官僚制逻辑发生对抗（如三石村的抗税村主任）；后期（2006年后），由于中央取消农业税，基层政府的任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官僚制逻辑对村主任的干预激励减弱，转而专注于程序公正和社会稳定，从而使得乡村逻辑得以强化，选举演变为有序竞争，并推动了村主任权威的上升。

最终，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在无意中系统地生产出“无组织的利益”群体。由于国家对公共领域的垄断和对社会组织的压制，社会群体缺乏正式的利益表达渠道。然而，国家治理的结构性缺陷和政策变动创造了集体行动的机会，使得大量分散的、无组织的个人不满和抱怨能够汇聚成指向国家的集体行动（如“大数”现象）。这种集体行动包括公开的抗争，也包括隐性的集体无作为（如人民公社时期的低效率），两者都对国家的治理能力构成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