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位战士在阴暗的监狱中含泪写下遗书，却意外被一名日本看守发现。然而，这名看守并未声张，反而低声承诺：“我会帮你寄出去。”

提及苗可秀这个名字，或许在当下并不广为人知，但在东北抗日的烽火岁月中，他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英雄。1906年，他诞生于辽宁本溪下马塘苗家堡子的一户贫寒农家，家中人口众多，生活拮据。自幼年起，他便开始协助父母承担农活，无论是砍柴还是挑水，都锻炼出了一副强健的体魄。他的祖父苗玉昌略通文墨，闲暇之余便教他识字读书。苗可秀天资聪颖，九岁时便进入私塾，跟随老师苗维尊刻苦学习，不仅成绩优异，还乐于分享，常将自己的文具和书籍借给同学。尽管家境贫寒，学费时常难以为继，但他凭借自己的书法才能，通过书写对联等赚取微薄收入，坚持完成了学业。192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奉天第三中学，此时正值西学东渐之际，他开始深入思考国家的命运与未来，民主与和平的理念在他心中悄然生根。毕业时，他名列前茅，随后于1926年进入东北大学中文系预科，1929年升入本科。在埋头苦读的同时，他也密切关注着日本军队在东北的侵略行径。

当时的东北，危机四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日益膨胀。苗可秀目睹这一切，内心充满了愤怒与不甘，他毅然投身于抵制日货的运动中。1929年，他加入了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积极组织宣传国货的活动，在街头演讲中，他慷慨激昂地呼吁人们不能让日本侵略者掌控自己的土地和民族命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大学师生被迫南下至北平。在那里，他与张希尧、高鹏等人共同组建了东北学生军，并担任大队长一职。这支队伍迅速壮大，不仅培养了众多抗日人才，还与义勇军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932年，苗可秀被调往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抗日救国自卫军，担任总参议。他整顿部队纪律，创办军官学校并担任教育长，亲自教授士兵抗日政策，培养出了一批批英勇的抗日骨干。1934年，邓铁梅不幸牺牲，苗可秀毅然接过重任，继续领导抗日斗争。在铁血军中，他提议并组建了中国少年铁血军，招募中学生入伍，队伍迅速扩展至三百余人。他们在岫岩凤城一带转战，作战勇猛，多次缴获日伪军武器，歼灭敌军两百余人。

1935年二三月间，苗可秀率领部队成功偷袭了凤城岫岩的敌营，连续取得几场胜利，士气大振。然而，好景不长，六月十三日，在凤城羊角沟村的一次战斗中，由于汉奸的出卖，日伪军三千余人将他们团团围住。在转移过程中，苗可秀腿部不幸中弹，伤势严重。战士们抬着他撤退，但在二十一日进入村庄时，又被敌军的侦骑抓获，押入了监狱。日伪方面先是试图拉拢他，承诺只要他改过自新，就能过上好日子，享受高官厚禄。但苗可秀坚决拒绝，痛斥他们是侵略者，终将滚出中国。拉拢不成，敌人便对他施以酷刑，鞭打、锁链无所不用其极，但苗可秀始终坚贞不屈。敌人见无法动摇他的意志，便判处他死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写下了两封遗书，一封给恩师王卓然，一封给同学张金辉和宋黎。信中，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托付他们照顾家人，为儿子改名苗抗生，并叮嘱他们要为国努力，重振中华，成为新中国的主人，重整破碎的山河。

当时，监狱里有一名日本翻译前山，他只是一名普通的雇员，并不参与拷打犯人的恶行。他发现了苗可秀的遗书后，没有声张，而是悄悄收了起来，并答应帮他寄出去。苗可秀还题写了“正气千秋”四个字赠予他，作为临别的赠言。前山将信寄到了北平，王卓然收到后泪流满面，将信传给了旧识。张金辉和宋黎也收到了信，他们暗中联络抗日力量，激励更多青年投身军旅。苗可秀的字句在地下广泛流传，抄本越来越多，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爱国之火。七月二十五日，日伪将他押到丹东凤凰山下执行枪决，年仅二十九岁。他的尸首被草草掩埋，无人收殓。

苗可秀虽然牺牲了，但他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铁血军的赵侗接任司令，继续领导抗日斗争，队伍最盛时达到上万人，经历了百余场战斗，有效牵制了日军。在东北抗日根据地里，苗可秀的名字常常被提起，激励着义勇军坚持游击战争。解放后，凤城县政府高度重视他的事迹，1957年在凤凰山脚建起了英雄纪念碑，碑上刻着他的生平事迹。1988年，纪念碑与邓铁梅的碑一起扩建，占地面积达千余平方米，保护范围广泛。2000年，高山上建起了烈士陵园，墙上刻着两封遗书的全文，供游客瞻仰。在学校里，他的故事被编入课本，成为学生们学习九一八事变前后历史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