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我赌的是模仿”。全球最具影响力亿万富豪的思想溯源（1）

摘自 不懂经也叔的Rust 不懂经

在人工智能席卷世界、全球秩序剧烈动荡的当下，一个原本属于神学与末世幻想的词语，突然频繁出现在美国科技与政治核心人物的嘴边——敌基督（Antichrist）。而这背后的发言人，就是硅谷最神秘、影响力最大的投资人之一：彼得·蒂尔（Peter Thiel）。

蒂尔是Facebook的早期金主、PayPal和Palantir的联合创始人，是“科技资本干预政治”的现实化身。他支持川普、扶持JD·万斯成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还主导了国家保守主义的全球扩张。

但近两年，他却在四处演讲、闭门讲座、播客访谈中，不断谈论圣经、世界末日、反基督、katechon（“阻止末日的力量”），向精英人士反复布道一个惊悚的主题：如何抵御“敌基督”（Antichrist）的降临。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荒诞不经，但是，这并不是蒂尔一时兴起的奇谈怪论，而是一套深植于他内心，并已实践三十年的行动哲学。

这套哲学的核心，源自两位深刻影响他的人物：一位是法裔思想家勒内·吉拉尔，另一位则是曾为希特勒政权提供法理依据的纳粹法学家——卡尔·施密特。蒂尔痴迷于施密特的末世理论，将“全球化”与“世界和平”等同于敌基督的诱惑，并试图寻找那个能阻挡末日降临的“制衡者”（katechon）。

最近，科技杂志《连线》发表了一份长篇调查报告，带我们穿越三十年的时空，追溯蒂尔思想的源流，以及蒂尔如何将这些理论转化为一张影响世界的“路线图”：从投资Facebook这场“模仿理论”的豪赌，到建立监控全球的Palantir，再到扶持奉行民族保守主义的政治势力。

蒂尔的每一步，似乎都并非简单的商业或政治投机，而是他为阻止人类历史终结而进行的“干预”。

正如文中所言，蒂尔的恐惧在于：“敌基督将如何掌权？通过利用我们对技术的恐惧，并用‘和平与安全’的口号诱使我们堕落。”

蒂尔所说的敌基督，并不是指圣经中那个末世降临的具体人物，而是一种“全球一统、以拯救人类为名的极权力量”。在他看来，凡是利用人类对科技的恐惧、以“和平与安全”为口号来整合世界的政治或机构，都是“敌基督”的潜在体现。

那么，这位试图扮演“制衡者”的亿万富翁，究竟是在拯救世界，还是在以对抗恶龙之名，自己也渐渐长出鳞片？他一手打造的全球监控系统，究竟是抵御末日的武器，还是在为他所恐惧的那个“统一世界”铺路？

这篇文章，将深入一位当今世界最复杂、最危险人物的内心，窥见那套可能决定我们所有人未来的末日世界观。

而决定未来的，往往不是算法本身，而是那些设计算法的人信仰着什么样的末日图景。

    彼得·蒂尔痴迷“敌基督”的真实内幕与利害关系

三十年前，一位热爱和平的奥地利神学家与彼得·蒂尔（Peter Thiel）谈起纳粹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末世理论。从那时起，这些理论就成了这位亿万富翁的路线图。

彼得·蒂尔的“末日决战”（Armageddon）巡回演讲，至今仍未结束，世界也同样如此。整整两年来，这位亿万富翁一直在各类访谈中奔波，向一群时而困惑、时而明显不知所措的采访者们，传播他那充满圣经色彩的末日思想。

他曾与经济学播主泰勒·科文（Tyler Cowen）在台上畅谈“katechon”[译注：源自圣经的希腊语术语，意为“那阻挡者”，指末日来临前的制衡力量]；也曾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在镜头前陷入尴尬的沉默；而此刻，他正在旧金山举办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非公开的系列讲座，主题正是“敌基督”（Antichrist）。

你可能会觉得，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竟痴迷于一个只在布道和恐怖电影里出现的形象，这事或可笑，或有趣，或令人难以忍受，或令人毛骨悚然。但要理解蒂尔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政治、科技乃至人类命运——中的巨大作用，就必须了解这些言论背后的思想和影响。

而要真正抓住蒂尔关于“katechon”与“敌基督”论调的核心，你需要回到他末日巡演的首场重要演讲，那是在 2023 年一个异常炎热的巴黎。当时没有摄像机记录，也没有记者报道，但我通过采访在场人士，得以重构当时的场景。

演讲地点是天主教巴黎大学一间朴素的报告厅，与会者是一年一度的学者会议成员，他们致力于研究蒂尔最主要的思想影响来源——已故的法裔美国理论家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

蒂尔自称是“铁杆吉拉尔主义者”。在这场未公开的演讲当晚，几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吉拉尔派哲学家和神学家走进会场。蒂尔走上讲台，发表了近一个小时的演讲，阐述了他对“末日决战”的看法，以及他认为哪些事物“不足以”阻止它的到来。

在蒂尔看来，现代世界对自身的技术感到恐惧，而且是过度恐惧。他说，我们这个“萎靡不振”、“僵尸化”的时代，标志是对创新的敌意日益增长、生育率暴跌、瑜伽泛滥，以及文化深陷于“万维网那永无止境的《土拨鼠之日》”[译注：《土拨鼠之日》（Groundhog Day）是一部电影，主角不断重复过同一天]。

但在这种神经质般不顾一切避免技术末日——核战争、环境灾难、失控的人工智能（AI）等真实威胁——的过程中，现代文明反而更容易受到某种更危险东西的侵袭：敌基督。

根据某些基督教传统，敌基督是一个能在将人类带入末日之前，统一全人类的人物。对蒂尔而言，敌基督的邪恶，几乎等同于任何试图统一世界的企图。“这样一个敌基督将如何掌权？”蒂尔问道，“通过利用我们对技术的恐惧，并用敌基督的口号‘和平与安全’来诱使我们堕落。”换言之，它会通过承诺将一个惊恐的物种从末日中拯救出来，从而将他们束缚在一起。

为了说明这一点，蒂尔提出，敌基督可能会以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那样的人物的形式出现。博斯特罗姆是一位人工智能末日论者，他在 2019 年写过一篇论文，提议建立一个由全球治理、预测性警务和技术限制组成的紧急系统。但不仅仅是博斯特罗姆。蒂尔在整个时代思潮中都看到了潜在的敌基督，这些人与机构“一心一意地想把我们从进步中拯救出来，不惜任何代价”。

所以，人类面临双重困境：既要避免技术灾难，又要避免敌基督的统治。但对于站在讲台上的这位亿万富翁来说，后者要可怕得多。基于吉拉尔的理论，蒂尔相信，这样一个政权在经历了数十年病态、压抑的能量积蓄后，只会引发一场彻底的、终结文明的恶性暴力大爆发。他也不确定是否有任何“katechon”能阻止这一切。

蒂尔演讲结束后，一位主持人开启了问答环节，他委婉地指出，这场演讲令人相当沮丧。他问道，如果世界正冲向一场末日危机，这位亿万富翁会建议我们做些什么？

“抵挡敌基督”，蒂尔回答。但除此之外，他说他——和吉拉尔一样，并不真正提供实际建议。

片刻之后，观众席中有人站起来提出纠正。“你刚才关于吉拉尔的说法不对，”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蒂尔——他常常有堵住或压制对话者的倾向——眯着眼朝说话者的方向看去，想弄清楚到底是谁在反驳。那声音带着可辨识的奥地利口音，元音圆润，R 音柔和，传达出一种沉静而熟悉的权威感。“在很多场合，”那位发言者继续说，“年轻人问吉拉尔，‘我们该做什么？’吉拉尔告诉他们去教堂。”

蒂尔似乎终于认出了说话的人。他凑近麦克风：“是沃尔夫冈（Wolfgang）吗？”

这个声音属于沃尔夫冈·帕拉弗（Wolfgang Palaver），一位来自奥地利因斯布鲁克（Innsbruck）的 64 岁神学家。蒂尔上一次见他是在 2016 年，那年他们都在吉拉尔的葬礼上致了悼词。帕拉弗脸庞圆润，留着书生气的白色胡须，眼角因笑纹而永久性地皱起。但那天晚上在巴黎，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幽默。显然，他赢得了这位亿万富翁的尊重。

六个月后，蒂尔在美国天主教大学再次发表了他的末日演讲。根据一位与会者发布的摘要，蒂尔的论点基本相同。只是这一次，蒂尔告诉听众，他们个人该如何走在“末日决战”与“敌基督”之间的狭窄道路上：“去教堂。”

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十月份的一次采访中，蒂尔再次重复了这句话：“吉拉尔总是说你只需要去教堂，我也努力去教堂。”今年春天，在播主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多次试图插话但未成功的一次谈话中，蒂尔打断他说：“吉拉尔的答案仍然会是：你应该去教堂。”

不仅仅是这一句话。虽然蒂尔从未公开承认过沃尔夫冈·帕拉弗，但这位奥地利神学家的影响可以说贯穿了蒂尔关于敌基督和 katechon 的几乎所有言论和著作。在 20 世纪 90 年代，帕拉弗写了一系列关于卡尔·施密特的论文。

施密特是德国的法律理论家，曾被纳粹选中，为德国从民主滑向独裁提供法理依据。帕拉弗的论文批判了施密特思想中一个鲜为人知、充满神学和末日色彩的方面；而自从 1996 年两人初次相遇以来，这些思想似乎一直让蒂尔着迷。

在近期的末日演讲和访谈中，蒂尔的语言常常直接反映了帕拉弗的学术成果，有时甚至近乎逐字引用。（蒂尔未回应《连线》（WIRED）杂志的置评请求。）

当你发现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亿万富翁之一——他既点燃了脸书（Facebook）和人工智能革命的金融导火索，又联合创办了贝宝（PayPal）和帕兰提尔（Palantir），还开启了一位美国副总统的职业生涯——开始将他的公开露面主要用于阐述一套大量借鉴自一位纳粹法学家的末日思想时，你就知道自己身处一个奇怪的时代。（没错，就是那个迅速发表了为希特勒“长刀之夜”[译注：纳粹德国于 1934 年发起的一场政治清洗运动]进行辩护的最著名文章的人。）

但对帕拉弗来说，这个时代甚至更怪异。作为一名终身的和平活动家，他最初撰写关于施密特的末日理论，是希望彻底终结它们。然而多年来，帕拉弗眼睁睁看着他自己对施密特的吉拉尔式解读，似乎不仅为蒂尔的巡回演讲，也为他在全球政治中的重大战略干预提供了路线图，

从他对军事科技的投资，到他在塑造 J.D. 万斯（JD Vance）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职业生涯中的作用，再到他对民族保守主义（National Conservatism）运动的支持。如果蒂尔认真对待自己的思想，他似乎将这些举动视为对人类历史终结的干预。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两人一直保持着定期联系，曾在蒂尔家中会面一次，并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进行辩论。八月，帕拉弗甚至在因斯布鲁克大学为蒂尔举办了一场为期两天的闭门“彩排”，内容是这位亿万富翁即将在旧金山举办的四部分“敌基督”系列讲座。

在接受奥地利新闻媒体《Falter》采访时，帕拉弗表示，他同意与蒂尔举办这次活动，“是希望让他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在我与帕拉弗长达数月的交谈中，他表示担心这位投资者对施密特的解读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具有潜在灾难性的程度。

信不信由你，帕拉弗和蒂尔之间关系的性质甚至更为复杂。帕拉弗一直不愿公开反对蒂尔，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有时会淡化自己对这位亿万富翁的影响和与他的分歧。

这或许是因为，作为吉拉尔的追随者，两人都相信，任何两个强烈对立的人物——就像帕拉弗反对施密特，蒂尔反对敌基督一样——都必然会相互模仿并纠缠在一起。正如蒂尔自己所说：“或许，如果你过多地谈论末日决战，你其实在暗中推动敌基督的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