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技术思想有其产生的哲学基础，那就是他1981年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理性化进程主要表现为技术理性的发展，以及技术理性在各个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然而，技术理性本身无法解决生活世界的价值观问题，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沟通）理性”概念，试图通过交往行为的理论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诸多危机。在哈贝马斯看来，为了克服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机、信任等等危机，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只有通过沟通行为才有可能把人类从科技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以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在哈贝马斯看来，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有三大弱点。
第一，它未能认真对待当今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拒绝用它来丰富、发展自己的理论，而是沉醉于工具理性批判之中，拘泥于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没有对复杂的现实社会进行经验分析。
第二，它未能扬弃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仍然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先验的力量，不能把握理性的真正意义。
第三，它未能认真对待资本主义民主，不能客观评价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福利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故而，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直接结果就是人的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解，资本主义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们的交往关系呈现出病态的状况，如交往的物质利益泛化、沟通和理解障碍的产生等等。二是交往的风险性增强。正如有人所言，现代社会已经处于“文明的火山口上”。特别是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或现代社会导致了风险性的增加，如核战争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以及风险环境的扩张等。三是交往的空间范围不断缩小，生产、科学以及政治等主题化、分化的专业领域逐渐形成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专门化世界，进而吞噬着人们的交往行为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生活的世界有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三种类型，它们分别成为认识的三种兴趣所关注的对象。其中，社会世界包括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两种。制度世界是指那些制度化、组织化以及科层制化的世界，即现代国家机关和社会市场体系。生活世界是指能够开展言语沟通、追求话语共识的“尚未主题化”的“原初世界”，它包括进行话语共识的公共领域以及维持私人利益的私人领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出现了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只有规范、重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才能使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所以，留给哈贝马斯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构建一个理想的交往行为模式，建立他的“交往行为理论”。

“交互主体性”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前提。主体既可以感知外在自然的客观性，也可以与其他主体处于互动状态，同时还散发出自身的内在本质。所以，在交往行为中离不开主体间的相互交往。交往行为者在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中构成一种可理解的关系体系，交往行为主体通过交流对三个世界的解释而达到互相理解、意见一致的状态。交往行为理论主要体现在理解上的合理化，把理解看作主体之间的交互性意识活动，使参与的主体彼此达到默契与合作的状态，并且主体间的各种关系是在自愿态度上达成的。在哈贝马斯这里，交往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展现，其合理化是交往主体之间实现彼此理解和互相协调的前提和基础。

——舒红跃、张清喆《西方技术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