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门郑氏》是马来西亚华人作家林雪虹的非虚构作品，写她母亲患病离世前的一段时间。“林门郑氏”，白纸黑字，贴在存放遗体的冰箱上，林是夫姓，郑氏是父姓。母亲入殓，在存放遗体的冰箱上看到的白纸上这样写，林是夫姓，郑氏是父姓。作者写母亲的一生，乡下姑娘，不想种菜太苦，去理发店洗头，存够钱去学缝纫，开裁缝铺子，结婚，生养五个孩子。

丈夫嗜赌家暴，她用裁缝铺养活一家七口。她勇敢又怯懦，拿着缝纫剪刀对小混混说“别以为我是女人就好欺负”；在被丈夫苛待离家出走时，刚出家门又回来，“不知道走出能去哪里”。她辛劳又惹人厌恶，靠着裁缝铺让孩子接受教育出国留学，在本子上记下给孩子花的每笔钱，再三强调自己的付出——就是这样坚韧、顽强、惹人嫌恶的女人，她赤裸的遗体躺在铁丝网上被入殓清洗，竟然没有自己的名字。

林雪虹写母亲的一生，父权制社会里未能出走的母亲，和东亚母女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可这本书真正好看的，却在母亲去世后，作者自我叩问的部分里。

她的母亲希望孩子们都能念书上大学，用尽全力把孩子们送到“读书人”的位置。她为此感到骄傲自豪，女儿没有继承她的命运，而是接受高等教育，离开小地方。结婚也是因为爱情，嫁给和她们思想一样的大学生。母亲对此感到很满意，作者却写——“我过着一种做作、虚假又虚荣的生活”。当时她住在北京，远离母亲所在的乌拉港，她为外企教育培训机构作培训老师，每个月在薪水外，还有笔7000元的房补。她在望京租了间很好的房子，离开了母亲和她所在的阶层，成为中产。

可是事情变化很快，工作会没有、补贴会消失，她去在有钱人家里作补习家教。她是个天真又感伤的理想主义者，对现实没有办法的那种人。丈夫上学时有位教授说“这个世界是不平等”，她听到转述时竟然面红耳赤，不知所措。这与她深信不疑的不一样，在乌拉港，在母亲的心里——“爱拼才会赢”、“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这是母亲在送她跨越阶级时观念的眩晕，同时她也在奋力逃出女人的命运，她写道：“我想我正在抵抗一种看似坚不可摧的东西，它散发着宿命的腐朽气息，偶尔还带有一丝危险的甜蜜，是甜蜜的砒霜。我在拒绝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

这是她的母亲用缝纫剪刀送给她的自由——接受教育，学习技能，不用为生计而结婚。可是呢？事情真的改变了吗？你持刀的母亲送你来的地方，你能留下吗？母女两代人宛如接力，一步步往上走，对抗着女人共同的命运。离开乌拉港后，母亲生病前，林雪虹甚少回家，她以为自己离开了。

直至母亲死亡，时间冷漠如水，让人看清真相。在母亲的葬礼上，灵堂里一直循环播送着佛曲，她写，“我突然想到了傅惟慈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那一天，殡仪馆里放的是莫扎特的《安魂曲》。我走到隔壁的房间，要求殡葬承办人也播放《安魂曲》。”她弟弟走过来问，你在做什么？她悻悻然离开那个房间，自问是啊，我在做什么呢？我以为我是谁？我以为我们是谁。

她已经清楚地知道，母亲送到她到的地方，是这么脆弱。所谓的中产阶层，仿若是水泥钢铁森林里亮晶晶的肥皂泡，岌岌可危。

曾经她想要摆脱“乌拉港”，离开它后却没有使她得到真正的自由。可她也回不去——“你没有遵循现任的道路，没有脚踏实地，所在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理想、知识、教育，改变观念和生活后，能改变命运吗？

那命运是什么呢？她书里写“这几年我的日子越来越单调。辞职后，我每天做的便是写作、读书和做家务。日复一日地做着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我常常是孤独又贫穷的。站在洗碗池，我总是望着窗外，想着母亲和那天要写的东西。我想象母亲在厨房的情景。我试着回忆她隐没在锅碗瓢盆里的身影。是谁决定这就是女人的天职？你们做饭吗？当人们这样问一对夫妻时，他们有没有想时谁一直在坐着这件乏味又充满挑战的事？”——没有，不是吗？任何变故都会让女人回到自己的位置。

母亲那么勇敢坚定，她总是行色匆匆，往返穿梭于厨房和裁缝铺之间，“很少见到她有犹豫、踟蹰不前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她是个雷厉风行的女人。”——她的女儿却是个天真、感伤的理想主义者，要了命了。这对母女前赴后继，可命运如此坚硬和狡猾。

我总是在吃饭的时候看这本书，看几行，饭刚到嘴里，眼泪就冒出来，只能吸吸鼻子，等着眼泪消失，再把食物咽下去。看到傅惟慈的告别式时，眼泪突然掉下来——十一年前，我也在那场告别式上。那是春天吧，我刚刚过完年回来，过年时，傅惟慈先生打电话聊起文学，问我最近有什么书好看，谁写的好呀，我说门罗呀，我买本书拿到四根柏胡同去。他说好呀，他总是笑着说话，说毛姆说格林。书还没拿过去，他已经去世。

我在读《我的天才女友》时，看到莱农说：“我的整个生命，只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阶层的庸俗斗争。”当时我轻蔑地反问，是吗？莱农，你庸俗的生活是你瘸腿妈妈的希望，不是吗？我如此冷漠又生气，这些年我把天真和感伤当成弱点在克服，直到现在，也没有全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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