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的文章， AI的主要产出是无尽的废话AI’s chief output is endless screeds of drivel

电子邮件、报告、演示文稿、投诉信、法律术语——计算机生成的文字正要把我们淹没

在翻阅我那69,996封未读邮件（在这篇专栏见报前，这个骇人的数字肯定又涨了）时，我满足地思索着自己错过的内容：来自阿曼渔业发展公司的邮件，通知我他们启用了“最先进的渔船”，我毫不在意；还有某封邮件，冗长地说明“Reddit上充满了充满热情的社群”，这我大概也能猜到；至于那封介绍一项“重要雕塑装置”的邮件，声称它“探讨奴役历史与剥夺建筑学，从而进一步研究人类地理并提出空间解放策略”——光看题目我就知道不用点开。

《哈佛商业评论》最近提出了一个极妙的新词——“workslop”（可译作“工作糟粕”），用来描述那些正在淤塞现代办公室的、毫无意义的AI生成文本：无用的邮件、报告与演示文稿。我与公关行业的近距离接触让我怀疑，这种现象早在白领劳动自动化之前就已存在。

但我仍对那些疲惫不堪的上班族深表同情——他们抱怨同事用AI生成“大片文字”，只是为了营造一种“看起来很忙”的假象。于是，大家互相往收件箱里倾倒一堆堆毫无意义的内容，然后每个人都得从中筛出那点难得的“真正信息”。有位可怜的员工说，他花了一个多小时试图解读一封AI生成的邮件，结果仍“一头雾水，不知道邮件到底想说什么”。

如果按照管理理论家**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的说法——“系统的目的在于它所做的事情”——那么西方文明的目的，也许（稍带夸张地）可以描述为：生产文字。这的确是个奇特的悖论——当阅读与识字率逐渐下降时，我们的社会却每天吐出愈来愈多的表格、报告、演示文稿、法律术语、公关废话与冗长的社交媒体贴文。

在这种背景下，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那句自夸的豪言——ChatGPT每天生成一千亿个单词——与其说是人类革命的象征，不如说是这场已经失控的噩梦的逻辑终点。

十年前，人们发现PayPal的用户协议竟长达五万字，比《哈姆雷特》还长，没人感到意外。最近一项调查发现，英国没有一家银行的用户条款少于一万字。每年出版的学术论文多达两百万篇，而据那条广为人知的统计数据，其中一半的论文阅读者不超过三人：作者本人、审稿人和编辑。

一位世故的记者曾告诉我，如今写书的目的并不是让人阅读（大多数人不会读）。而是——出版社愿意让你写八万字的事实，足以赋予你一种“权威感”：可以去上播客、演讲、上电台。

造成这场疯狂的原因有很多：在一个风险厌恶、官僚化的社会中，用各种表格与报告包裹一切人类行为，是制度的逻辑延伸。而对“文字生产”的崇拜，恐怕也与大众教育有关——在一个人人都受过教育的时代，年轻人能做的最体面的事，就是花三年时间写出质量一般的文字。

也许更具挑衅性的是，我总觉得，我们当下对“文字”的态度带有某种准宗教性质。媒介理论家**沃尔特·翁（Walter Ong）**曾指出，许多未识字的社会都认为语言具有“魔力”。在南太平洋岛屿的“货物崇拜（cargo cult）”中，人们会在仪式中使用“命令书、提单、收据”等文件，希望能从空无一物的天空中召唤出装满物资的飞机。其他新近接触文字的社会，则会把文字当作护身符，或胡乱写出类似文字的符号，以求获得力量或地位。

我们这个后识字时代的社会，其实也在进行类似的仪式性崇拜。公司用难以理解的法律语言层层包裹自己，以抵御诉讼。美术馆墙上的文字说明、企业报告中的段落堆砌——它们并不是真正为了让人读懂，而是为了展示权威与地位。（我确信，21世纪术语泛滥的原因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文字根本不是为了被阅读。）

文字，甚至成了一种重型武器。据报道，人力资源部门和校长们正被AI生成的庞大投诉信轰炸，以数量压人。正如《教育增刊》（Times Educational Supplement）所载，某学院首席执行官劳伦斯·福利（Lawrence Foley）说，他曾收到一封由愤怒家长用AI生成的45页长信，并补充道：“我们的学校现在每周会收到五六封这样的信。”

在新书《Breakneck》中，中国问题分析师Dan Wang描绘了中美之间的分歧。他警告说，中国是一个充满工程师的活力国家，而美国则是一个被律师拖垮的国家。他引用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常 委的九名成员全是工程师出身，而1984年至2020年间，美国所有民主党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全都毕业于法学院。工程师着眼于“完成事情”，律师则让国家陷入流程、繁文缛节与无休止的协商。

当然，律师的另一件事，就是制造文字。
也许说“只要阻止无意义文本的洪流就能拯救西方文明”有些夸张。但当我再次查看邮箱（现在是70,036封未读——其实也没糟到哪去）时，我又想，也许……从这一步开始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