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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继续修心凝神，读《陆游十讲》！
第一讲：以儒学为本的人生观与诗学关。
第三部分：陆游诗学观的儒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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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今天继续分享《陆游十讲》第一讲的第三部分：陆游诗学观的儒家精神
在陆游崇经重道的思想中，儒家诗教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荦荦大者，在于下面两端。
其一，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陆游对此语服膺备至，视为诗学的金科玉律，他说：“古声不作久矣，所谓诗者，遂成小技。诗者果可谓之小技乎？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诗乎？”（《答陆伯政上舍书》）又说：“诗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何君墓表》）这些话或论诗之重要意义，或论诗须以博物为基础，都是对孔子诗论的引申发挥。
其二，汉儒的《诗大序》虽然来历不明，但一向被视为儒家诗教说的纲领，《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又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陆游对此心领神会，他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已，故其诗为百代法。国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苏舜钦、黄庭坚以废绌死。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乃有才名。盖诗之兴本如是。（《澹斋居士诗序》）
他又说：古之说诗曰言志。夫得志而形于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谓志也。若遭变遇谗，流离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伤，忧时闵己，托情寓物，使人读之至于太息流涕，固难矣。至于安时处顺，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诬不怼，发为文辞，冲澹简远，读之者遗声利，冥得丧，如见东郭顺子，悠然意消，岂不又难哉？（《曾裘父诗集序》）
还说：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跋花间集》之一）
这些话或论诗之缘起，或述诗所言之志有不同内涵，或论诗风与时代之关系，都与《诗大序》一脉相承。
我们或许可以说陆游的诗论沿袭儒家诗论甚多，故而不像其他宋代诗论家那样自成一家，但将其置于宋代诗论在总体上偏离传统诗学精神的背景下，也不妨说陆游重新肯定了儒家的诗教说，在复古的外表下蕴藏着鲜明的革新精神。
陆游的主要文学活动是诗歌创作而不是理论阐述，要想全面考察陆游与儒家诗论的关系，必须将注意力转移到其创作实践上来。陆游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起点时，即自觉地遵循儒家诗学思想的指导。
他三十七岁时上书给宰相陈康伯，自称：
某小人，生无他长，不幸束发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遗文，先秦古书，昼读夜思，开山破荒，以求圣贤致意处。虽才识浅暗，不能如古人迎见逆决，然譬于农夫之辨菽麦，盖亦专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别如是，机杼如是，边幅如是。自六经、《左氏》、《离骚》以来，历历分明，皆可指数。不附不绝，不诬不紊。正有出于奇，旧或以为新，横骛别驱，层出间见，每考观文词之变，见其雅正，则缨冠肃衽，如对王公大人。（《上执政书》）
这绝不是因上书朝中大臣，故言有夸饰，因为陆游始终如此持论，至老未变。可见对于陆游而言，写诗绝不是吟风弄月、舞文弄墨的小技，而是意义重大的严肃事业。“六十年间万首诗”（《小饮梅花下作》）的写作生涯，是陆游在儒家诗学观念指导下度过的庄严人生。
如果从创作主体的视角来看，对陆游创作影响最大的儒家诗学观念即是“兴、观、群、怨”之说。陆游论诗歌创作，最重二端：一是诗人的主观情志，二是诗人的人生阅历。
先看前者。在陆游的诗论中，“养气”是一个重要的范畴，以至于邱鸣皋先生在其《陆游评传》中专设一章题作“以‘气’为灵魂的文学思想”。陆游认为：“诗岂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气者我之所自养。有才矣，气不足以御之，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得不偿失，荣不盖愧，诗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驾，讵可得哉？”（《方德亨诗集序》）既然“气”比“才”更为重要，所以“气”就是诗歌创作的首要条件：“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蜺。”（《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陆游所说的“养气”，与理学家所倡的反省内敛的修身功夫有很大的区别。在陆游看来，“养气”就是培养一种至大至刚的精神力量，也即培养高尚的人格和高洁的情操。
陆游心目中的“养气”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评价傅崧卿的文章说：“某闻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韩柳之不敌，世所知也。公自政和讫绍兴，阅世变多矣。白首一节，不少屈于权贵，不附时论以苟登用。每言虏、言畔臣，必愤然扼腕裂眦，有不与俱生之意。士大夫稍有退缩者，辄正色责之若仇。一时士气，为之振起。”（《傅给事外制集序》）反过来，陆游也认为南宋士气不振的局面对文学创作极为不利：“尔来士气日靡靡，文章光焰伏不起。”（《谢张时可通判赠诗编》）陆游晚年回顾南宋诗坛风气日下的过程说：“我宋更靖康祸变之后，高皇帝受命中兴，虽艰难颠沛，文章独不少衰。得志者司诏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娱忧纾愤，发为诗骚，视中原盛时，皆略无可愧，可谓盛矣。久而寝微，或以纤巧摘裂为文，或以卑陋俚俗为诗，后生或为之变而不自知。”（《陈长翁文集序》）陆游心中的“养气”，不但不求内敛，而且应该喷薄而出，他说：“夜梦有客短褐袍，示我文章杂诗骚。措辞磊落格力高，浩如怒风驾秋涛。起伏奔蹴何其豪，势尽东注浮千艘。李白杜甫生不遭，英气死岂埋蓬蒿！”（《记梦》）显然，陆游的“养气”，是与南宋爱国军民抗金复国的正义呼声桴鼓相应的，具有植根于时代潮流的独特精神内涵。
再看后者。陆游所说的“养气”，绝不是闭门慎独式的修身养性能奏效的，而是必须以丰富的人生阅历、深沉的人生感慨为基础。他认为好诗都是产生在道路行役、跋山涉水的过程中：“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予使江西时以诗投政府丐湖湘一麾会召还不果偶读旧稿有感》）“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当然，更重要的则是包括羁旅行役在内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充满愁苦悲辛的人生遭际。陆游说：“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不属僧窗孤宿夜，即还山驿旅游时。”“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读唐人愁诗戏作》）他甚至说：“文章天所秘，赋予均功名。吾尝考在昔，颇见造物情。离堆太史公，青莲老先生。悲鸣伏枥骥，蹭蹬失水鲸。饱以五车读，劳以万里行。险艰外备尝，愤郁中不平。山川与风俗，杂错而交并。邦家志忠孝，人鬼参幽明。感慨发奇节，涵养出正声。故其所述作，浩浩河流倾。”（《感兴》）若是落实到南宋的时代背景中，陆游认为亲身经历铁马冰河的战斗生涯，乃至壮志不酬、悲愤填胸的人生感慨，皆是磨炼意志、增益诗才的利器，所以他说：“书生本欲辈莘渭，蹭蹬乃去为诗人！”（《初冬杂咏》）
陆游终生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他的诗歌始终豪情激荡，正是上述诗学观念的实践，也是对儒家“兴、观、群、怨”的诗学观念的印证。陆游的诗学观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样，他的诗歌创作也始终紧扣时代的脉搏。陆游自幼受到曾几等前辈爱国诗人的深刻影响，抗金复国的思想就是他诗思如潮的主要因素。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孔子“诗可以兴”曰“感发志意”，使陆游“感发志意”的正是火热的抗金斗争以及报国无路的悲怆情怀。
值得注意的是，陆游写诗不是被动地等待灵感的到来，而是积极主动地寻求“感发志意”的良机。陆游长达六十年的诗歌创作历程，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在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中获取更高境界的诗兴的过程。陆游一生中最重要的“感发志意”的机会就是他四十八岁从军南郑的那段经历，他对之念念不忘，在诗中反复追忆。从军南郑使陆游亲临抗金战场的最前线，而军中的豪壮生活则使他精神激昂，意气风发，他终于在浏漓顿挫的舞姿和急节繁音的乐曲的启迪下悟得了雄浑奔放才是最适合自己的诗歌风格。在从军南郑以后的数年间，陆游写出了《金错刀行》《关山月》等代表作。陆游的此类作品，热情奔放，喷薄而出，是“诗可以兴”的诗学原理在南宋诗坛上的最佳表现。
从客观效果来看，陆游的诗歌也是南宋诗坛上最充分地发挥“诗可以兴”之功能的作品。陆诗不但为南宋的爱国军民鼓舞士气，而且对千年之下的读者仍有激励作用，诚如近代梁启超所言：“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读陆放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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