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婚姻的封印，大约只有都不爱了，婚姻中的彼此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而爱和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换一句话说，如果都不恨了，婚姻中的彼此也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在电影《婚姻故事》里，丈夫查理永远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但他总是得不到妻子的认可；
而妻子妮可永远知道自己是否还爱着，但丈夫却感受不到她的爱。
这也是这段婚姻中，男人和女人，最大的区别。

在妮可眼里，查理自律，坚定，沉稳，才华横溢。尽管她拒绝在婚姻调解员面前承认这点，她依然深爱查理——虽然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妮可选择离婚诉讼，既不是为抚养权（最后两人抚养权对半），也不是为了财产，她只是选择一种态度，宣告：我拒绝用你想要的方式来结束这段婚姻。
对她而言，婚姻走到尽头并非是不爱，只是不甘心而已。

妮可从一颗加州的影界新星变成纽约的话剧女王，再被丈夫的光环掩盖，巨大的心理落差下，她太需要爱人的肯定，而非精准而苛刻的专业评价。
她以分居表达不满，丈夫则“无可奈何”地出了轨。
妮可要求离婚诉讼，是对丈夫提出协议和平分手的挑衅。

即便如此，在求助律师的最初，她依然踟蹰不决，瞻前顾后。
要不是那位彪悍的女律师告诉她，提出离婚是希望之举，并用高调的女权言论来加以激励，也许她还会继续在抱怨和愤懑中浮沉。
有时候，离婚的意义，在于离婚这个行为本身。
盛大，抓马，惊心动魄的离婚，“意义”非凡。
凡事总要立个flag。

而查理，如妮可所言，他永远都条理清晰，目标明确，很难有挫败感。哪怕在分居期间，他也能保持绅士风度，为妻儿效劳，逗岳母开心。
他骨子里的自负是妮可最不忿的地方，也是查理自己很难觉察的一面。

离婚诉讼由妮可在加州提出，犹如扣动了一场恶战的扳机，子弹一旦发出就再难收回来。美国离婚诉讼的硬核可见一斑。
查理被动接招，迫不得已匆忙“迎战”。

在律师眼里，委托人压根儿就不是人，而是婚姻博弈沙盘上的旗子，杀戮决断，最后总少不了一场腥风血雨。
刑事律师会看到坏人最好的一面，婚姻律师则看到好人最坏的一面。
对簿公堂，躲在双方律师的唇枪舌剑背后，夫妻俩惊诧地发现彼此的形象已经被彻底扭曲，变得丑陋不堪。

夫妻俩那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斗嘴大戏，台词紧锣密鼓到观众们气都透不过来。
从开始故作镇定的沟通，到相互推诿的埋怨，从毫无逻辑的追根溯源，到歇斯底里暴跳如雷。
最后以查理的情绪彻底失控颓然倒地结束，而妮可则在与他默然相拥之中怅然若失。
极致的表达，极致的宣泄。

看到这里我哑然失笑，一场价格不菲的婚姻诉讼，到头来，竟是一个人强拉着另一个人，见证彼此最糟糕的样子。
两口子终于可以一起崩溃而绝望地携手迈向婚姻的坟墓。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达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共识。

也难怪，离婚以后，查理在酒吧里幽怨地唱起那首Being alive。离婚只是劫后余生，她把我的的沙发都搬走了，我只能坐地板。
妮可则在娘家大宴宾客，唱起诙谐的小曲儿，高奏凯歌。姐不蒸馒头，就争这口气。

而故事的华彩之处在影片最后。
有一首歌唱得好，尘埃落定之后，回忆别来挑拨。
可回忆它偏来挑拨，你说编剧鸡贼不？
胜诉的快感褪去后，妮可面对孩子的童言无忌，怅然若失。

写到这里我得站在女性的角度思考一下了，妮可如此大动干戈重新去寻找“活过来的感觉”，她可曾思考过自己为什么总会在每段关系中 “从未为自己而活？”

用对关系的凌迟来换取自我的新生，是否必要，是否值得？加州的广阔，与纽约的逼仄，只是不同的舞台而已。
她是个演员，而人生不会总在戏中。

很多时候，女性要突破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男女社会角色的沟壑，还有自己给自己内心的束缚。

愿有情人不离不弃，愿分飞鸟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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