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要出英文版了，将于本月28号上市，看看《华盛顿邮报》的书评A hypnotic memoir about, of all things, shipping logistics in China

在《我在北京送快递》里，胡安焉以一种静默却革命性的关怀，描绘了劳动的细节。

在体裁上，《我在北京送快递》很难归类。它不是一部关于中国不稳定就业群体的社会学研究，也不是将自我剖白与调查报道相结合的混合体。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一部针对快递公司道德或经济的批判，尽管书中自然也包含不少抱怨。

这本书最接近的类型是回忆录，但它很少超出个人回忆的范围，几乎不涉及普遍性的社会评述或政治评论。它也缺少我们熟悉的回忆录特征。作者没有打算叙述一个“白手起家”的故事，更没有要讲述从打工仔到文学名人的奋斗历程。《我在北京送快递》在2023年于中国出版后成为畅销书，使胡安言一夜成名，然而它拒绝提供那种从失败到成功的安慰式叙事。

事实上，它甚至放弃了最基本的线性结构。书的开头写胡在物流仓库上夜班的经历，随后讲述他做快递员的日子——但很快，时间顺序就被打乱，他跳回去写在加油站、熟食店、自行车店等地的旧工作。整体上，这更像是一串琐碎的轶事，而非正式的自传。胡的语气随意、近乎闲谈：“我一般不是那种喜欢抱怨的人，”他写道，仿佛在酒吧里与人聊天。有时他的语言（或译者杰克·哈格里夫斯的语言）甚至显得有点笨拙——比如他说自行车店的库存“因为历史原因”很乱。

《我在北京送快递》是一部关于工作的书——尤其是那种吞噬私人生活的工作。因此，胡的私人生活几乎成了事后的附带话题。（书中有一段他随意地写道：“还有一件事是，我女朋友和我分手了。”这句话出现在他长篇讨论自己开服装店尝试的段落之后。）在书中，唯一与日常劳作同样重要的，只有写作——在胡看来，这“算不上工作”，因为他最初的稿酬“微薄得可怜”。但正因为写作一开始不是谋生手段，它才变得珍贵。他写道：“我很幸运没能靠写作谋生，因为写作因此成了生活的另一部分——属于自由的那一部分。”
遗憾的是，属于自由的那部分，是最小的部分。

在最精彩的段落里，这本书几乎让人着迷；在最平淡的部分，它确实无聊——但毕竟，它写的就是单调重复的劳动，这种偶尔的乏味反倒恰到好处。大多数时候，它的吸引力恰恰来自那种无装饰的真实。胡详细描述了他工作的“螺丝钉”日常：“我每天工作11个小时——用一个小时卸货、分拣、装车，又花一个小时在路上跑各个小区。”
其余9小时，他拼命送件，经常不吃午饭、不喝水，为的是节省时间、避免上厕所。送快递是体力活，胡写道，他“慢的一天走一万到一万五千步，忙的时候能到两三万步”。

《我在北京送快递》并没有美化这种疲惫的劳动。胡坦率地写出了其中的屈辱与不便——粗鲁的客户、麻木的机械感。他也清楚地指出，自己选择这份工作只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要是有更好的选择，我肯定不会干这个。”

但即便如此，他仍在劳作中找到些许值得珍惜的东西。“劳动越简单，我越能感到积极的动力，因为我能直接看到它给别人带来的价值。”
他说，当他把包裹交给客户时，看到对方的满足和兴奋，就会感到一点安慰。他甚至能从一个“非理性”的客户身上看到人性的可爱——那人执意要用故障的自动门按钮开门，而不是手动推开。胡感慨道：“世界上仍存在某些超越功利规则的价值，这真令人欣慰。”那一刻的“低效”成了一种美丽的怀旧。

有时，胡的“不批判”本身显得最为深刻。“我对所有工作的经历都只有感激与怀念，”他在结尾写道，“我不再有愤怒或怨恨——虽然我承认，我曾经有过，但我已经放下了。”然而，当我读到那个苛刻的老板不给他加班费，或让他无偿试工三天的情节时，我不禁觉得——愤怒与怨恨其实完全合理。

即便如此，《我在北京送快递》依然是一种静默的革命，因为它让“工作的细节”本身变得重要。
它书写了那些构成全球无数人日常的琐碎事物：公司入职的繁琐流程、电动三轮车的频繁故障、冬天送快递时戴着露指手套以便操作手机的刺骨寒冷……

胡并没有直接谴责让他陷入困境的制度，但他以细致的笔触记录了劳动者真实的世界，仿佛这些微小的困扰就值得被书写。而这，已经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