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姐三十四岁时成了心痛如狂的鳏夫，这年狗儿三十九岁，写完意识形态学没两年，早先是暗示，后来是明讽，把大小姐年轻时搞的体系批得体无完肤。他是，如此自得于自己在嘚异志被世界精神驰骋之时维持了智性的绝对尊严，狼狈而不失体面！冷酷的历史之眼将他曾经的天才同窗视作理性的不成熟，而后者反过来将他所谓无前提的逻辑视为一个自以为隐藏成功的目的论结构：绝对精神一而再再而三地外化自身、返回自身，“这是一个永恒的事件，所以不是一个真正的事件”。虽然大小姐和浪漫派也闹翻了，但是狗儿甚至没有和浪漫派实际地交流过。大小姐经历的那种彻骨的绝望，对于狗儿来说是可以抚平的、处理的，但对他来说则是存在的深渊。他设想一种自由的决断，一种“跌落”而不是“扬弃”，只有这样，事件才被真正地发动，自由才被短暂地触及——不是回归自身，而是自我的纵身一跃。然而一切的绝望在于，一切的冷酷在于，大小姐在深渊的边上，狗儿只是看着。

我假设这样一个场景：狗儿拜访哥德，后者知道眼前这个稳重谦和的年轻人曾经是那个惊才艳艳的天才的副手，而后他们在理论上针锋相对，但此刻他惊讶于这位胜利者的“普通”，甚至是庸俗，一种敷衍式的庸俗。比起天才的率性脾气，他仿佛深谙世俗之道，甚至自得于对这项“技能”的高度把握（19c小镇做题家的气派）。事实上，狗儿和大小姐难道不是在做同样的礼仪、同样的客套、同样的殷勤吗？我不信大小姐没有虚情假意，甚至狗儿更真诚。但狗儿，只是看着。哥德明白这一点，这一双冷酷的历史之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