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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有资料看，国有（含集体）经济财产流失是一条“多因—多环节—多形态”的暗流，既非简单的“谁偷了钱”，也不是一句“监管不严”就能概括。把它拆开来看，大体呈现以下特征：

一、改为赛先生初期每天“蒸发”1.3亿元的规模
官方曾给过一个保守的静态数字：1980年代至1992年累计流失6000多亿元，相当于当时国有资产存量的1/5；按此速度折算，全国平均每天流失约1.3亿元。尽管这是早期口径，但仍被学界反复引用，说明此后并未出现令人信服的“遏止”拐点。

二、流失的六大主渠道
1. 改制与产权交易环节

低估、漏评、不评国有资产，把土地、商标、商誉等无形资产“归零”入股；或直接把国有股“赠送”给内部职工、高管。

2. 中外或国企与私人被合资、合作

8550家国企中近六成未做资产评估，一年就“少算”305亿元；商标被外商或私人公司“雪藏”或“替代”、专利被无偿使用更是常态。

3. 海外投资与无形资产出境

国有企业境外子公司既不做母公司备案，也不支付专利、品牌使用费；驰名商标在海外被抢注200余起，景泰蓝、宣纸等核心工艺外泄。

4. 决策失误与“政绩工程”

全国上千亿元投资因重复建设、盲目引进成为“死项目”，某省两条万吨冷库利用率仅13%，一年折旧+利息就亏掉200万元。

5. 财政—金融“暗流”

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银行垫款购债、应补亏损迟迟不补，三条通道合计“蚕蚀”金融性国有资产1100亿元。

6. 帐外资产与“小金库”

全国预算内国企帐外固定资产净值一度高达147.6亿元；土地、无形资产不入账，招商引资“零地价”送地，更是基层集体资产流失的“老毛病”。

三、制度性根源：产权“虚置”+监督“空转”
1. 所有权的“界区模糊”

名为全民或集体所有，却找不到具体“人格化”的出资人；中央—地方—部门多级代理，权责交叉，出现“大家管、大家都不管”的公地悲剧。

2. 行政目标压倒盈利目标

政府把就业、GDP、税收等公共目标强加给企业，导致“投资饥渴”、重复建设；经营者对上负责而不是对资产负责，缺乏价值增值动力。

3. 监督成本畸高与“利益同盟”

国有资产委托—代理链条过长，每一级都要“选人→监督→再监督”，信息层层衰减；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容易形成合谋，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利益输送层出不穷。

4. 外部监督“工具箱”不足

人大对国资的巡视、质询、听证机制刚起步；审计、纪检、监察体系、舆论、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仍有限和严重失职，导致“流失—举报—查处”链条反应迟缓。

四、为什么“劳者多得”变成了“多劳少得”

当产权公有时，剩余索取权理论上归“全民/集体”，但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少数管理层和主管部门手中。由于剩余分配规则不透明、不可谈判，工人和农民只能按“工资—工分”获取固定回报，而无法分享资产增值或利润分红。资产被低价转移后，既减少了公共福利池，也压低了劳动报酬的“社会参照系”，于是出现“财富被拿走—公共品减少—工资增长慢—贫困代际传递”的连环效应，这正是“多劳少得”甚至劳者无所得的底层逻辑。

五、把“流失”关进制度笼子的关键

1. 先明晰产权，再谈“保值增值”

用“国务院统一所有、分级委托、清单管理”方式把每块资产对应到一个法律主体，解决“谁说话算数”问题。

2. 让人大、审计、监察纪委体系、媒体、公众“几个眼睛”同时盯着

建立人大国资专责委员会、统一信息公开平台、重大交易强制听证制度，把“内部会计报表”升级为“全民可查询的资产云图”和全面按照上市公司标准，按照公众企业加国资委特殊要求管理，监察纪委体系派驻纪检组进行管理。

3. 把“流失”入刑、把“估值”市场化

完善国有资产法、细化“低价折股、故意漏评”的刑事责任；评估机构实行“轮换+盲选+终身追责”，减少行政和内部人干预。将失误与犯罪全球追溯。

4. 让劳动者持有“分享权”

在混改企业里同步推行员工持股、利润分享、集体协商，使“剩余”部分从灰色通道回到劳动者手中，削弱“偷走财富”的激励。

只有将“虚置的所有权”变成“可追溯的责权利”，把“软约束”升级成“硬法治”，才能堵住那条每天1.3亿元现在的可能每天百亿级别的暗沟，让“多劳者真正多得”，而不是眼睁睁看着财富被转走后再问“钱到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