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翻今年新晋诺奖获得者Joel Mokyr的作品《启蒙经济：1700-1850年期间的英国经济史》（TheEnlightened Economy：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850 ），看到致谢的时候，感觉外国学者的致谢真是不遗余力，生怕漏过任何一个人。这样的致谢，好像中文作品中很少见。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在致谢文化中有这么大的反差？感谢微信读书，让我这个英文及其糟糕的人也能过阅读英文文献，以下译文来自为微信读书：

“像这样的书绝非一个人能够独自完成，即使书名页上只出现一个人的名字。在撰写这本书的六年时间里，我借鉴了众多学者的思想与学识，其数量之多实在难以一一列举。

不过，有几位人物的名字格外引人注目。在我众多经济史领域的挚友中，对我的思考和本书的写作影响最大的人，当属我多年的好友黛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她阅读了本书的早期草稿，并以她独到的、非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以及恰到好处的严厉批评，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同样，我也从玛格丽特·C·雅各布（Margaret C. Jacob）那里学到了很多——她是一位杰出的科学技术社会史学家。我的前学生、如今已成为我的朋友和同事的阿夫纳·格赖夫（Avner Greif）也在我作为经济史学家的学术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我认为既是个人朋友，又是这个项目友善但直言不讳的批评者的众多人士中，我必须提到罗伯特·C·艾伦（Robert C. Allen）、马克辛·伯格（Maxine Berg）、玛丽斯特拉·博蒂奇尼（Maristella Botticini）、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尼古拉斯·克拉夫茨（Nicholas Crafts）、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穆拉特·伊伊贡（Murat Iyigun）、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约翰·奈（John Nye）、阿米拉·奥弗（Amira Ofer）、科马克·奥格拉达（Cormac Ó Gráda）、内森·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约阿希姆·沃斯（Joachim Voth）以及扬·卢伊滕·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这些年来，他们都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帮助，同时也给予了我在长期项目中不可或缺的情感支持。他们一直陪伴着我完成这个项目，没有人能比他们更适合作为我的同行了。吉莉安·哈钦森是我一生的挚友，在本书编辑工作的最后阶段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还有许多其他人也阅读了本书的部分初稿，并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其中包括肯·奥尔德（Ken Alder）、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约尔格·巴滕（Joerg Baten）、丹·博加特（Dan Bogart）、斯坦·恩格曼（Stan Engerman）、已故的S.R.（拉里）·爱泼斯坦（S.R. (Larry) Epstein）、卡拉·霍夫（Karla Hoff）、杰夫·霍恩（Jeff Horn）、蒂姆·勒尼格（Tim Leunig）、约翰·莱昂斯（John Lyons）、莎拉·马扎（Sarah Maza）、大卫·米奇（David Mitch）、埃德·缪尔（Ed Muir）、亚历山德罗·努沃拉里（Alessandro Nuvolari）、马滕·普拉克（Maarten Prak）、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约翰·肖特（Johan Schot）、已故的肯尼斯·索科洛夫（Kenneth Sokoloff）以及拉里·斯图尔特（Larry Stewart）。

在西北大学，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教研部门——都通过提供建议、评论和意见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知识。其中当然包括经济史研讨会的常任成员：路易斯·凯恩（Louis Cain）、乔·费里（Joe Ferrie）、雷吉娜·格拉费（Regina Grafe）、大卫·哈多克（David Haddock）、琳恩·基斯林（Lynne Kiesling）、希拉里·利布（Hilarie Lieb）以及森口千明（Chiaki Moriguchi）。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曾在西北大学的经济学或历史学系就读的研究生们；他们不仅听了我最初那些思路不清晰、尚未完善的论文初稿，还通过自己的宝贵建议帮助我对其进行了改进。他们的智慧与研究成果让我受益匪浅。在这些人中，我必须特别提到兰·阿布拉米茨基（Ran Abramitzky）、法比奥·布拉吉奥尼（Fabio Braggion）、乔伊斯·伯内特（Joyce Burnette）、毛里西奥·德雷利奇曼（Mauricio Drelichman）、哈加伊·埃特克斯（Haggay Etkes）、克里帕·弗雷塔斯（Kripa Freitas）、汤姆·格拉格蒂（Tom Geraghty）、伊莉丝·利普科维茨（Elise Lipkowitz）、杰森·朗（Jason Long）、拉尔夫·迈森扎尔（Ralf Meisenzahl）、林登·摩尔（Lyndon Moore）、约翰·帕尔曼（John Parman）以及孙端辉（Tuan-Hwee Sng）。格热戈里·拜奇斯（Gergely Baics）通读了整部手稿，并提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和智慧的建议，极大地提升了手稿的质量。亚历山德鲁·鲁斯（Alexandru Rus）在写作后期才加入进来，但他也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最后时刻的建议。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非常感激马丽安·欣兹·瓦纳梅克（Marianne Hinds Wanamaker）——她总是充满智慧和活力，为研究生研究支持工作树立了新的全球标准。

没有本科生的研究协助，这样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完成。许多才华横溢、充满热情的年轻人都为这项研究工作付出了辛勤努力，我衷心感谢他们所有人：伊丽莎白·布朗-因茨（Elizabeth Brown-Inz）、奇普·迪克森（Chip Dickerson）、保罗·艾萨克（Paul Isaac）、希拉里·金（Hillary King）、阿斯拉姆·拉乌夫（Aslam Rawoof）以及玛格丽特·舒马赫（Margaret Schumacher）。我尤其要感谢迈克尔·西尔弗（Michael Silver）——他的卓越编辑才能让我更加遗憾他选择了成为一名律师。

特别感谢乔治梅森大学的Mercatus中心在2008年6月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组织了一场专门讨论该手稿草稿的会议。所有参加此次会议的学者都为本书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未在文中提及但同样出席会议的人包括我敬仰的前导师彼得·特明（Peter Temin）、与我多年保持友谊的芝加哥同乡丹尼尔·赫德里克（Daniel Headrick），以及彼得·博特克（Peter Boettke）、菲利普·霍夫曼（Philip Hoffman）、克莱尔·摩根（Claire Morgan）和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

十五年来，我一直参与加拿大高等研究院（Canad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资助的各类经济学研究项目。在那里，我与世界上许多顶尖经济学家进行了深入交流，其中包括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蒂姆·贝斯利（Tim Besley）、埃尔哈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罗杰·迈尔森（Roger Myer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等人。这些交流对我的思想影响深远，远超我愿意承认的程度。

我们衷心感谢西北大学和Searle基金会的财政支持。撰写这本书的最初想法是由企鹅出版社的Simon Winder提出的。虽然最终成品与他在那个决定性的日子里提出的建议并不完全一致，但我希望他最终还是能够感到满意。Beth Humphries和Rosamund Howe以极高的专业素养对稿件进行了细致的编辑工作。在本书的后期制作过程中，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的Robert Baldock和Candida Brazil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专业意见和理性指导。

正如过去十七年来一直所做的那样，我始终珍藏着对已故同事乔纳森·R·T·休斯的美好回忆以及他从学术上给予我的深刻影响。我想他一定会喜欢这本书的，但我永远无法确定这一点。

最后，无论是能够读懂献词的人，还是无法读懂的人，都应该知道我最大的恩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