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买过一本陈絜先生的经典著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验证一下自己对商的姓氏制度的判断。周以后的制度，共识已经比较多了。但当时由于欠缺古文字方面的专业知识，这部分内容我断断续续看了不下三遍，也没能理解透彻，就搁置下来了。前几天被一条微博勾起回忆，昨晚就重新找出来，竟一下子看到夜里一点半，发现完全可以理解明白了。里面有一些观点，涉及到后世对先秦姓氏制度的很多误解，不妨简单说一下：

1、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是西周以后的制度，商不那么做。这点其实王国维先生就已经指出了。

2、西周以后所称的姓，也不可能是母系氏族的特征。有的古姓带女字旁，也有很多不带。带女字旁的姓，反而是因为西周只有女性称姓，才加个女字旁，作为标识。也就是说，认为姓源自母系氏族，是倒果为因了。

3、商卜辞中频繁出现的“妇某”，某是族名的可能性比较大。商代女性，没有称姓的做法，男女几乎相同，且人名、族名、地名显示出三合一的特点。但是商人也有把女性所用字标上“女字旁”的做法。再进一步说，西周的姓，其实是狭义的姓；商不用狭义姓，更宜用族号这个说法，商的族号加上西周的狭义姓，以及氏，都属于广义的姓。

4、卜辞里的“生”，很多应解作“甥”。这是外婚制下对姻亲的统一称呼，“甥”不仅仅像现代一样仅指兄弟之子。女性嫁至外族以后，双方男性亲属互为甥。“甥舅”是对应关系，因为互为甥，所以早期不需要“舅”这个字。女方弟弟，和姐夫就互为甥。而今天则把其中一人叫为“舅”，仍可看出甥舅可平辈，不一定要差辈的特点。

特别是从第4点，我忽然想到《左传》里的“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这句话的传统解释为优生学，认为同姓结婚生子不多。这样解释，科学性就已经值得质疑了，而且先秦人能不能有如此认知也大可以打个问号。但是如果早期“生”可指“甥”，这句话逻辑就很通顺了。实行外婚制，本身的目的就不是为了优生，而是为了部族之间合作联盟。一次和外族之间的婚姻，就可以带来一个异姓的“甥族”团体。反之则失去了获得甥族的机会。如果广泛允许同姓结婚，那么其生（甥族）自然就不蕃（多），其广义上的亲族就繁庶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