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极致的「智性恋」
1975年，杜拉斯61岁。
安德烈亚22岁，是哲学系本科毕业生，正在准备教师资格考试，也是杜拉斯的书迷。
那年，杜拉斯自编自导的《印度之歌》放映会结束，酒吧有一场影迷聚会，二人相遇。
安德烈亚：你有情人吗？
杜拉斯：一个也没有了。
安德烈亚：可以给你写信吗？
杜拉斯：可以，地址是……

此后5年，安德烈亚频繁大量地寄信过去，有时一天一封，杜拉斯没有回复。

1980年杜拉斯回信：“我一个人住在诺弗勒那幢能住十个人的房子里…对回声已经习以为常…你的信文辞优美，我觉得是我一辈子接到的最美的信，美得令人心痛。今天很想和你谈谈。现在我开始康复了，但我在写作…我相信第二部《斯泰奈》是为你写的”。

两天后安德烈亚打电话过去。
安德烈亚：我这就来。
杜拉斯：为什么？
安德烈亚：为了相互了解。

随后几天杜拉斯到外地参加电影节，安德烈亚找不到人了。
电影节之后，7月安德烈亚去了杜拉斯的家，两人同居，开始了16年的伴侣生活。

“扬·安德烈亚”这个名字就是7月由杜拉斯命名的。
他的原名是Yann Lemée，杜拉斯改掉了他的姓氏，改成了Yann Andréa.
安德烈亚欣然接受。杜拉斯叫他什么，他就叫什么。

1996年2月29，杜拉斯病中手写了两句话：“我爱你。再见。”
3月3日病逝。

如果只截取这些片段，可以说是典型的一对纯爱战士。
但另一些细节同样重要。
安德烈亚一直是公开的同/性/恋，他从没隐瞒过杜拉斯或世人。
杜拉斯一直是异性恋，并且不太理解男/同这件事。
1982年，俩人同居两年时，杜拉斯出版了《死亡的疾病》，描写了一名男/同寻找女性的激情，并得出结论“对女人缺乏欲望的男人是死亡的”。
杜拉斯的好友芒索，采访安德烈亚是否认可这个结论。安德烈亚回答：对我是这样的（对其他人不是），我靠杜拉斯的文学所提供的药方而生存。

在这种极致的精神之爱以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智性恋」以外，安德烈亚有时会去找“暂时的男伴”，比如酒店的男招待，凌晨5点才回家。

杜拉斯在这点上知情并容忍，但她对安德烈亚有强烈的精神控制欲，比如她去外地工作时，常要求安德烈亚待在那幢“能够住10个人的房子里”，不允许出门，不允许见任何人。

她也曾在疑虑中反复赶走安德烈亚。模式是：
她把他的行李箱扔出家，让他走，第二天他回来，她过一阵子再赶他走。
有时会直接质问：你不爱我，爱的是书，为什么你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是为了钱吗？如果是，我一分钱也不给你。

在16年，或者说21年的关系里（杜拉斯自述，她没有回信的5年，她也没扔掉任何信，她仔细阅读保存了那些信），二人是这样的复杂关系：
一名男/同/性/，一名女异性恋，相差近40岁，安德烈亚在精神上极度迷恋杜拉斯，那种程度，导致“爱”这个字都不足以形容，应该叫“迷狂”。
安德烈亚第一次见到杜拉斯是本科毕业时，但第一次读杜拉斯的书是本科预科时，他在准备哲学入学考试，但发现康德、黑格尔…一切的哲学都不如杜拉斯。这种感觉持续了一生，他的精神世界仰赖杜拉斯的支撑。
杜拉斯接受他的“性向”，但在此外的各方面有强烈控制欲，有时质疑辱骂激烈争吵动手，但也同样激烈相爱。
精神伴侣之外，他是她的生活伴侣：作为她的司机、秘书、打字员、手稿整理者，生活照料者（杜拉斯因为严重的酗酒问题，有时洗澡、进食无法自理）。
安德烈亚自述，杜拉斯病逝后，没人再需要他去擦身、喂食、拥抱、照料，他精神崩溃了，他自己不想洗漱，几个月不刮胡子，暴饮暴食胖了40斤。

这种以「智性恋」为基底底的极致感情，我们凡俗众生怎样去“看待”？
我们没有能力去“看待”，我们只能“看看”，了解更多一种人与感情的复杂世界。

我们更没有能力把这视为正面的榜样去倡导，或负面的例子去批评。
我们倡导，绝大多数人也不会、不敢去试验这种极致的感情；我们批评，更是杞人忧天，没什么人能效仿的事，担忧什么呢？

对其他“忘年智性恋”，也是如此。
对其他“忘年智性恋”，我们甚至连“看看”都看不清。
我们能大致看清杜拉斯、安德烈亚，是因为二人以惊人的坦荡，各自事无巨细写书，披露了大量真实细节，还有第三方旁证作为“交叉印证”。
所以这里才用这二人举例。

对于多样性、复杂性，了解永远比评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