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幕的变化也体现了时代情绪。
2009年我大三，秋招时正好开始放《蜗居》，那会我们看到海藻这样，姐妹们聊天基本是我们可不能像她这样，一定要靠自己，依赖别人的下场就是这样。
那会没有弹幕，但是身边人普遍是这个观点。当然那会还有人被宋思明迷住，觉得他又帅，又有权力，还这么爱海藻。
而今再看，弹幕已经开始改变了，大意是现实里海藻这样的早就带着巨款去美国了，而且她有本事傍上宋思明，是她的本事。但更多人是认识到宋思明所谓的爱，不过是对年少贫苦自己的一种补偿，他爱的是他自己。
再看我最近很迷的《命悬一生》，尽管徐庆利在得知曹小军与吴细妹害怕他泄露他们杀人埋尸的往事后，二人决定杀害他，他奋起反击，绑架了他们的孩子，诱骗他们夫妇来送死，观众还是对他有深刻的同情。他随同喜欢的女孩离乡打工，但女孩很上进，他们越走越远，女孩嫁人当天，他去大闹一场，结果女孩丈夫当天被杀，他成了最大嫌疑人，只能在野山里流浪。拿到被杀之人的身份，借尸还魂，一路如过街老鼠一样苟延残喘，好不容易与曹小军成为如家人一般的兄弟，结果却因说出了自己不知情的惊天秘密而惨遭杀身之祸。观众同情他，并不是认同他的杀戮，而是共情一直被命运裹挟，毫无还手之力的我们。

16年前的我们，当时的观众，秉持的是一种朴素的个人奋斗价值观。我们相信社会是相对公平的，个人的命运可以通过努力和正确的选择来改变。因此，对海藻的评判是道德的、劝诫性的：“我们不能像她这样”。这是一种将角色视为“他者”，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姿态。同样，对宋思明的迷恋，也更多是停留在对“魅力大叔”权力与深情的表面解读。
同样对《蜗居》的弹幕变化，年轻一代的普遍感受是个体的努力在宏大的结构性力量面前的无力感。比如对海藻的批判降低，包含了一丝对“勤劳致富”叙事的怀疑。人们不再简单地用道德大棒挥向一个角色，而是试图理解她在一个逼仄环境中的“理性选择”。
而对宋思明，我们不再被他权力的光环所迷惑，而是看到了他“爱”的虚伪性和自恋本质。这标志着观众认知的成熟，我们开始穿透表象，审视权力关系中复杂而幽暗的人性。

就像《命悬一生》中的徐庆利，他的悲剧不是一个“坏人”的堕落，而是一个“普通人”被命运一次次无情碾压的过程。

徐庆利的每一步，看似有选择，实则都是在命运的洪流中挣扎。他想重新开始，却只能“借尸还魂”；他想拥抱友情，却因此招来杀身之祸。他的反抗是绝望的、非理性的，但观众却能理解这种被逼到绝境的疯狂。
观众同情他，并非认同他的“不走正道”，我们同情的是他作为“人”的处境，是那种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厄运的窒息感。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如何内卷，似乎总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决定着我们的未来。

我们曾被教导“知识改变命运”、“努力就有回报”。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扩张感的时代，个人奋斗的故事显得无比可信。因此，我们相信海藻“本可以”靠自己。
如今的我们生活压力的巨大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这种背景下，古典的悲剧美学重新回归，即个人与不可抗拒的命运之间的对抗。这与《天龙八部》“无人不冤，尔等不可傲慢”的主题如出一辙。我们不再傲慢地认为人定胜天，而是对命运充满了敬畏，也对被命运捉弄的个体充满了悲悯。

弹幕的变化，是我们从信奉个人英雄主义到体认结构性的无力感，从进行简单的道德审判到发展出复杂的命运共情的转变。

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