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胜利
——看李建军导演作品《匹诺曹的决定》

作为被匹诺曹的长鼻子吓大的一代人，我第一次注视了“匹诺曹”是谁，同时反观了那个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吓唬我们的社会规训。

我们熟悉的童话故事《木偶奇遇记》，是一本教育孩子如何成为真正的好孩子的书，匹诺曹的历险，是作者引领匹诺曹进入大众价值观而设计的种种关卡，作品帮助大人们建立了一条孩子成长的“正确”之路，而在这个众人欢呼的坏孩子变好孩子的方程式里，自我，是唯一被杀死的东西。

戏剧作品《匹诺曹的决定》，把众人拉扯，打压，引导下的匹诺曹放置舞台中央，为他提供了质疑的可能，和成长的自由性。这是这部作品的当代意义。

吸引我来看此剧的原因之一源自导演在采访中的一段话，他说（大意）他曾经在一个展厅看到一个作品，一个铁皮的木偶匹诺曹从上摔下来，因为反复上下摔，身上的铁皮已经斑驳，展厅的背景音里是一个孩子的微小的声音，他在哀求。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理解导演创作《匹诺曹的决定》的初衷，他看到了规则的受难者，被强大机器碾压的灰尘，他想要坚持一种选择的权力，哪怕最终是无意义的。

这是我从此剧中获得的思考，我喜欢充满疑问的匹诺曹，和最终只为自己抉择的匹诺曹。

让我不满足的是，舞台作品在改编和呈现上，陷入了儿童剧的套路。在当代戏剧的舞台上改编童话作品，我想主创的意图并非要呈现一个让观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吧。童话作品不等同于儿童剧，语言和表演上没有必要表演出一种儿童式的不解，一种大人面对孩子式的教育感。这不是演员的问题，这是剧本本身带来的语言上的直白，和试图教育观众的哲学输出。主创对这个时代的思索，除了在戏单上用大段的观点表明之外，转换在舞台上，就变成了一群大人以儿童剧的方式表演历险记，时不时说一些超脱儿童剧的有解释口吻的观念。他们过于现实的表演与主创想要表达的哲思之间，没有建立好一个桥梁。将文学作品改编上舞台，最重要的不是重现，应该是对话。是戏剧与文学之间，精神通达的对话。《匹诺曹的决定》在创作初衷上是令人惊喜的，是具有当代思考价值的，但是这只是一个观点，它如何转换为戏剧演出，不能仅仅依靠对原本文学作品的排演，改变其中某些桥段，就能够体现出重新创作的意义的。目前的呈现让人感觉到主创把自己的思考，生硬地以帽子的形式盖在了《木偶奇遇记》的童话剧上。

我看的是在清华大学的那场。导演无论在戏单上，还是在演后谈时，都强调了精英学校，东亚教育模式。而事实上，我并没有看到在清华大学这样的精英学校里演出，学生们对这个具体的，对精英模式的反思，体现出多么大的反响。我恰恰觉得，匹诺曹的决定，或者说匹诺曹的反抗，绝不仅仅是对教育制度的抵抗，用“一个孩子的哀求”，去说东亚教育体系，是试图想得到观众的认可，是对戏剧能量的浪费。

不要试图教育观众世界应该如何，这样的价值观输出，即使是通过匹诺曹的决定，依然没有去除试图规训他人的影子。

《木偶奇遇记》，通过历险的过程，以各种考验，教会一个孩子一步步成为“我们”，成为大多数。它有绝对的价值观的绑架。而《匹诺曹的决定》，是对公共价值的的反抗。他的历险，不再是被动的过关斩将，而是自我的质询与成长。导演从他人价值观的监狱中脱离出来，为一个弱小的“我”建立了一次心灵拷问的历险。他最终的决定，不再是认同，而是我乐意。

假若在舞台呈现上，能从这个角度去深挖，《匹诺曹的决定》会遇到更大范围的认可，毕竟，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弱小的我。

北小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