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实彦大佐没有被枪毙，共产党决定让他活下去，用这个活着的反面教材，去教育人民群众。
于是，藤田大佐出现在“二·三”事件展览台上了。

据当时的《通化日报》记载：展览地点在通化“裕丰厚”商店三楼，以前这里是办解放区摄影展览的地方，现在换上了“二·三”事件展览。进了大门，在二楼“反对国民党特务勾结日寇残害中国人民”的红字标语下面，是孙耕尧和藤田的漫画，两个人分别手拿着国民党党徽和日本国徽，合并成所谓的中日联合政府的旗帜，手操着屠刀，表示企图重新残害中国人民。
在三楼展览室墙上是主题鲜明的漫画，内容反映的是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如何派近藤从沈阳到通化勾结孙耕尧和藤田的经过。漫画的下方，是一些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分子的照片，有单照的，也有合影的。
在另一个房间里，展出着日本特务暗杀团的证据、这次暴乱的密令、牺牲烈士的名字和我民主政府在这次行动中的方针、从孙耕尧家里搜出来的国民党旗和日本太阳旗，还有准备暴乱成功后掌握政权的各种文件和印章。
在摆着的一排长柜台里，展出着我方缴获的暴乱武器——手枪、步枪、军刀、铁镐和木棒等。讲解员以嘲讽的口吻对来观看展出的人们说：“多少年来，敌人的飞机大炮想打倒我们都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凭这几件家伙就想打倒我们，这岂不是做梦？”
转过来，墙壁上挂着炮校、朝鲜义勇军等部队解救公安局和红十字医院的战斗照片。

藤田实彦大佐作为活展品被在二楼展出，同他一起被展出的有国民党通化县党部重要大物——28 岁的、身材细高的刘庆荣。
藤田实彦被五花大绑，在他身后站着两位全副武装的民主联军战士，手中端着的三八大枪上着明亮的刺刀。藤田实彦站在凳子上不断地用日语对前来参观的人们讲着，有人为他翻译：“我是前日本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日本投降后接受国民党长官莫德惠的指示，勾结孙耕尧一起在通化组织叛乱。我是这次叛乱的军事部长....”
藤田讲完子，从凳子上下来，刘庆荣接着站到凳子上说：“从前我是一个买卖人，是国民党特务引诱我陷入泥潭的。‘二·三’ 事件中我任军需处长，犯下了对不起父老乡亲的罪行....”

在整个展览期间，民主政府集中在裕丰厚开了几次大会，让藤田在台上对着参加大会的人自我剖析，据《通化日报》1945年2月18日第二版记载，藤田当时说：
“我是日本军阀，法西斯分子，所以惹起这起暴乱事件，致使多数日本人无辜死伤，实在无颜见世面，通化的诸位将要把我恨之入骨髓了吧？
由于自卫军和民主政府的宽大处理，我得以活命，今后，我决心为自卫军和民主主义而努力。”

围观的中国人纷纷朝藤田大佐和刘庆荣吐口水，扔东西，用最解恨的中国话骂他。如果没有维护秩序的我军战士拦着，中国老百姓会冲上来把藤田撕成碎块。
也有一些日本人前来观看展览，每当日本人出现在藤田大佐面前时，他就会弯腰行礼，并且一个劲地用日语对这些日本人说：“对不起你们了，对不起你们了。”
这时的藤田确实在内心里感到对不起在通化的日本人，如果没有他的组织策划，就不会有那么多日本人参加“二·三”事件，就不会使那么多日本人命丧异乡，暴尸冰雪。
日本人确实都非常痛恨藤田大佐，许多日本人在其著作中提到：“战败已经过去5个月了，日本人没有了武器还发起暴乱，怎么能够获得胜利呢？怎么也想不到藤田大佐会策划出如此愚蠢的行动来。”
众多的日本人认为，在“二·三”事件中死去那么多日本人毫无意义，他们不应该在战败投降后死在中国。

值得交代一下的是:“二·三”事件之后，藤田的妻子将两个女儿中的大女儿，送到民主联军办的“解放联盟”学习班学习，“我们并没有强制，是她的母亲送来的，可能是为了安全的考虑吧。因为当时在通化的日本人非常痛恨藤田，是他的决策使许多日本人送了命，所以藤田的妻子不得不考虑女儿的安全。”

——吕明辉，《通化二·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