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的书评，《我在北京送快递》（I Deliver Parcels in Beijing）胡安焉评述：揭露中国新型不稳定生活的震撼故事

“尽管本书充满启示性、甚至令人震惊的细节，但文笔平淡单调，让人读来有些乏味。它那种冷静、假装天真的口吻让人想到村上春树，却缺乏村上的超现实转折和叙事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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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0 年代初到新冠疫情封控之前，胡安焉是中国庞大的农民工大军之一，在城市间辗转寻找工作。他做过 19 份工作——售货员、酒店服务员、加油员、安全员等等——在六个城市间漂泊。这些工作虽然报酬微薄，却仍然比他中途花两年尝试的那份职业——作家——挣得多。（一篇 8000 字的小说稿费不到 300 元人民币，约 £30。）后来在疫情期间，他开始写博客，记录自己夜班在物流仓库的生活，这篇博客意外走红。博客扩展成书《我在北京送快递》，2023 年在中国出版后销量接近 200 万册，如今由杰克·哈格里夫斯（Jack Hargreaves）翻译成英文出版。

在中国，不稳定的低薪工人完全受制于无约束的市场。胡安焉从事的工作通常要求无薪试工，没有基本工资，主要靠提成或计件费，而这些报酬雇主可以随意扣减。心怀不满的工人彼此攻击，因为“去对抗有权的人只会让我们吃亏”。老员工拒绝教新人，理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胡唯一的权力就是离开。当老板得知他没有孩子、父母有退休金和医保、不依赖他供养时，反而担心他会随时辞职——而他们有时也猜得没错。

“在顾客眼中，他只是门铃视频里一张模糊的头影。”

书中最长、也最引人入胜的部分讲述他在北京送快递的经历——将网购包裹送到办公楼或封闭小区。最忙的日子里，即便靠一辆电动三轮车帮忙，他每天仍走三万步。他算过，要维持收支平衡，他每分钟必须挣 0.5 元（约 5 便士），也就是每四分钟完成一单。吃午饭花 20 分钟，就意味着损失 10 元。上厕所要花 1 元——前提是厕所免费、只用两分钟——因此他尽量不喝水。有些小区的顾客特别难缠、费时，他只能把在“好小区”节省的时间补贴给这些地方。

在顾客眼中，胡只是视频门铃里一个模糊的头影，尴尬地对着镜头。他们即使沉迷网购，也对快递员的生活一无所知，更不关心每一次投递失败都让胡损失至少 0.5 元。一位塔吊司机顾客，总是在半空中忙碌，胡无法完成派送。另一位顾客说“顾客是上帝”，胡少见地反驳：“那上帝只能有一个，我每天要侍奉几百个。”然而在中国，顾客的确就是上帝。他们可以当场试穿刚收的衣服，然后立刻取消订单，这样胡既拿不到提成，还得自己重新打包，浪费更多时间。如果顾客投诉服务态度，快递员还要赔偿。一位同行因为被投诉态度不好，被罚去附近站点巡回三天，现场朗读自己的“检讨信”。

书中我们对胡其人了解不多，只知道他节俭——不抽烟不喝酒、骑车出行、理发只花 5 元——也知道他的羞怯有时会演变为社交焦虑甚至偏执。他在南宁一家无窗商场工作两年的那段时间几乎成了囚徒，唯一能出门的时刻是上下班路上，而且多在夜里。2008 年北京奥运会于他而言几乎无感，只有那年汶川地震的震动，从九百多英里外传到他脚下的地面，才让他短暂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存在。

尽管本书充满启示性、甚至令人震惊的细节，但文笔平淡单调，让人读来有些乏味。它那种冷静、假装天真的口吻让人想到村上春树，却缺乏村上的超现实转折和叙事张力。胡常以“但我扯远了”“另一件事是……”来转换话题，章节标题也极为简朴，如“我的第一到第八份工作”“我做过的其他工作”。他酷爱契诃夫、塞林格和卡佛，却几乎没有说明这些作家如何影响自己，只笼统地说他们“产生了强烈共鸣”。对非中国读者，书中几乎没有照顾。比如我们能读到“双十一”和“双十二”等电商节对快递员生活的折磨，但我不得不自己去查这些节日究竟是什么。

尽管本书提供了丰富的人类学式洞察，我仍不禁怀疑，它在中国的畅销，是否与一种特有的语调和文化语境有关——而这种东西，在翻译过程中，也许已经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