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熟悉事物变得陌生，为日常事物打上永恒的印记，将或许平凡的主题提升到普世旋律的宏大境界，这些都是“诗人历史学家”所能追求的最高目标。在这一点上，斯宾格勒深受尼采影响。他声称《西方的没落》旨在揭示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根本差异，而非让它们成为文明通用类型实例的相似性。这一主张常被那些将斯宾格勒归类为与汤因比同属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的人所忽视。斯宾格勒想要证明的，并非现代西方文明与其希腊先辈之间的连续性，而是二者之间的割裂程度。他试图阐明，我们如何被自身独特的经验模式所孤立。这种孤立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指望为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找到类比对象与借鉴模式，而这种阐明，最终是为了让我们认清自身当下处境中的独特要素。

这种史学观念，对人文主义关于人性的信念评估具有深远意义。人文主义认为，无论“人性”在不同时空的表现形式如何不同，本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相同的。同时，它也让普世人文精神这一概念本身受到质疑——历史学家最终能够“理解”一切人类事物的信心，正是建立在这一概念之上。

假如历史学家的目标是“陌生化”而非“重新熟悉”，那么他面对“受众”的立场，必然与他面对“研究对象”的立场存在根本差异。面对研究对象时，他会满怀共情与包容，成为专注于信息象征内涵而非表意内涵的接收者，成为神秘与晦涩的鉴赏者，这些是信息的诗意内涵，却在解读过程中容易丢失。但面对受众时，他则会表现得像常识的反常批判者、科学与理性的颠覆者和隐秘智慧的傲慢传播者，这种“隐秘智慧”非但不会消解当下社会存在的焦虑，反而会加剧它。

这种史学观念，与当代许多诗歌的创作目标不谋而合。霍普金斯、叶芝、史蒂文斯、本恩、卡夫卡、乔伊斯甚至艾略特等现代诗人试图让人们重新意识到日常事物的陌生性，一些现代历史学家也在描绘过去时追求同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