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公报提出一句极其关键的话：到2035年，人均GDP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是一份国家级的未来蓝图。背后的含义是中国要在未来十年，从“发展中国家”跨入“发达国家”的门槛。按照国际标准，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是人均GDP达到2.7万美元，到2035年，中国人口预计大约仍有十四亿。如果人均GDP达到2.7万美元，那么全国GDP总量将达到38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65万亿。今天中国的GDP是140万亿，也就是说，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要几乎再翻一倍。

经济增长不仅意味着数字的变化，更意味着财富分配格局的重建。过去二十年，中国的财富主要沉淀在房地产，现在国家要做的是把这个蓄水池引向资本市场。也正因为如此，为什么四中全会要强调这个目标——因为不仅关系到经济体量，更关系到资本市场的战略地位。

巴菲特之前提出过一个核心指标：股市总市值与GDP的比例，长期应当保持在1倍左右，这是一个成熟经济体的健康区间。当前中国的GDP是140万亿，A股的总市值约120万亿，上证指数在3900点。这一比例说明市场整体估值处在合理中枢，没有泡沫，也没有高估。但如果GDP从140万亿增长到265万亿，那么A股的总市值大概率也会从120万亿扩张至240万亿。这意味着，若今天的3900点对应120万亿市值，那么未来的240万亿市值，就对应着上证指数在7800点左右。换句话说，从宏观体量的角度看，A股在未来十年拥有翻倍空间。

从时间维度看，如果未来五年中国的GDP保持5%的平均增速，到2030年左右，中国的GDP将接近200万亿，对应A股总市值约180万亿，届时上证大概率会突破6000点。而再往后五年，当经济顺利迈入265万亿时代，指数到8000点并非幻想。

有人会说这太乐观，但事实是中国股市长期以来存在“估值错配”。2010年前后中国GDP突破40万亿，上证指数接近6000点。如今GDP翻了三倍而指数仍徘徊在4000点下方。这种错配，不可能永远存在。它会在某个时间点被宏观逻辑修正。

当房地产的周期退出主导地位后，中国的财富体系必须找到新的锚点。国家要盘活国有资本，要释放民间财富活力，而能承载这两股力量的只有资本市场。股市不是一个投机的地方，而是一个国家资源重新配置的系统。一旦这一系统被激活，它将成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最具爆发力的增长引擎。

金融体系的强弱决定了一个国家财富分配的广度。一个经济体若想走向发达，必须让更多人通过投资、持股、分红等方式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只有劳动收入，没有资产收益的社会，是不可能稳定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未来十年，中国人的财富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一半靠劳动，一半靠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