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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昭陵石象：改写认知的帝陵仪制与五代南疆史

南汉昭陵神道石象的发现，不仅修正了“帝陵神道列置石象始于宋朝”的传统认知，更其背后关联的南汉政权兴衰、帝陵仪制演变及南疆特色，是理解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政权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线索。

一、昭陵石象：帝陵神道石象置放的时间新证

陵墓神道两侧列置石人石兽（统称“石像生”）是古代帝陵仪卫制度的重要组成，象征墓主生前威仪与皇权神圣，自秦汉便已出现，唐代更形成明确等级规范 。但关于帝陵神道石象的具体起源，曾有“始于宋朝”的说法。

南汉昭陵的考古发现打破了这一认知。昭陵作为南汉中宗刘晟的陵墓，始建于乾和十六年（958年），属五代十国时期，早于北宋建立（960年）。其神道明确列置的石象，以实物证据证明帝陵神道石象的出现时间至少可前推至五代晚期。值得注意的是，昭陵原有的石马因残损风化视觉上更接近石象，现存遗存共同佐证了南汉帝陵对石象这一仪卫元素的采用。这一发现不仅补充了帝陵石像生制度的演变序列，更揭示了五代时期南方政权在陵寝仪制上的创新与实践。

二、石象背后：南汉政权的崛起与统治特质

昭陵石象的存在，与南汉政权的发展轨迹及统治者特质紧密相关。南汉的基业由刘谦奠定，其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出任封州刺史，成为刘氏家族立足岭南的起点。此后长子刘隐以封州为根基扩张势力，拿下广州后成为南汉政权的实际奠基人。公元917年，刘隐之弟刘岩称帝建国，国号“汉”，正式开启南汉历史。

昭陵墓主刘晟作为南汉第三任皇帝，虽以屠戮兄弟的残暴手段巩固权力，却在军事上颇具建树，其开疆拓土时曾大规模使用巨象阵。这种对大象的军事依赖，或许正是其陵前设置石象的重要动因——石象既是皇权仪卫的象征，也暗含对自身军事力量的彰显。从政权传承来看，刘晟延续了兄长刘玢、父亲刘岩的帝陵营建传统，昭陵与德陵（刘隐陵）、康陵（刘岩陵）共同构成南汉帝陵体系，而康陵作为目前唯一经正式发掘的五代十国完整陵园，更印证了南汉对帝陵制度的重视与完善。

三、历史坐标中的南汉：五代南疆的政权图景

昭陵石象及南汉帝陵体系，折射出五代十国时期岭南地区的政权特色与历史地位。南汉国祚55年，历三世四主，其统治核心区域在岭南，依托广州等港口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这种独立性使其既能继承唐代帝陵石像生的仪制传统，又能结合自身军事文化融入石象元素，体现出“承唐启宋”的过渡性特征。

从现存遗存来看，南汉四座帝陵中，殇帝刘玢无陵可考，后主刘鋹陵墓尚未发现，仅德陵、康陵与昭陵可寻，且昭陵地面建筑与地宫已损毁，仅存部分文物。这些遗存的残缺与发现过程（如昭陵最初被误判为贵族墓，后凭砖文与文献考证确认为帝陵），反映出五代南方政权历史记载的零散与考古研究的复杂性。而昭陵石象的保护迁徙历程，从石马村到白云山，再到越秀公园与南汉二陵博物馆，则见证了现代对南汉历史遗产价值的逐步认知。

南汉昭陵石象的意义远超单一文物本身：它修正了帝陵仪制的历史认知，印证了南汉政权的军事与文化特质，更成为理解五代十国时期南疆政权独立发展、多元融合的重要历史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