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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御定仿宋相台岳氏本五经》背后的文化意涵与时代图景

在清代乾隆朝的文化史上，《御定仿宋相台岳氏本五经》的编刻与“五经萃室”的设立，绝非单纯的古籍复刻事件，而是乾隆皇帝主导下，兼具文化传承、学术规范与皇权象征的重要举措，折射出18世纪清廷对儒家经典的尊崇、对古籍校勘的重视，以及通过文化建设巩固统治的深层逻辑。

从学术脉络来看，这部典籍的编刻，实则是对宋代以来“精校精刻”传统的继承与升华。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也是儒家经典校勘的高峰，其中岳氏家族在相台家塾刻制的《相台九经》，堪称宋代经书刻本的典范。岳氏校刻时，并非简单复刻旧本，而是参考23种不同版本反复勘误，还增入《公羊》《谷梁》二传及相关年表、图谱，更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阐明校刊法则，其考证之精密、版刻之精良，让《相台九经》成为历代学者推崇的“善本标杆”。但历经数百年战乱与流传，到清初时，《相台九经》全本已散佚，诸藏书家皆难觅全貌，清廷也只能零散收藏到《春秋》《易》《书》等单经，这为乾隆朝的“补全与复刻”埋下了伏笔。

乾隆皇帝对这部典籍的重视，首先源于对儒家文化的核心认同。作为统治中原的少数民族君主，乾隆深知儒家经典是维系社会秩序、构建统治合法性的精神支柱，而“五经”作为儒家思想的源头，更是重中之重。当清廷陆续收得《相台九经》中的五经散本后，乾隆不愿见其“分而不合”，特意在昭仁殿后庑开辟“五经萃室”专藏原本，取“萃集五经”之意——这一举措不仅是对珍贵古籍的妥善保护，更象征着皇权对儒家核心典籍的“专属掌控”，通过将“天下善本”收归内府、专室收藏，强化“皇权与道统合一”的形象。

若说“五经萃室”的设立是对“旧典的守护”，那么下令翻刻《御定仿宋相台岳氏本五经》，则是乾隆朝对“经典传承”的主动推进。此次翻刻并非简单的“依样画葫芦”，而是融入了清廷的学术考量与时代特色：一方面，乾隆要求严格仿宋本形制，从版框尺寸（21cm×13.6cm）、行款（半页8行，行17字），到白口、四周双边、双鱼尾的版式，甚至蓝地洒金绸书衣、仿金粟山藏经纸书签的装帧，都力求还原宋本的古雅风貌，连历代藏书印都一一复刻，足见对宋代学术传统的尊重；另一方面，清廷也并非完全“泥古”，而是在复刻中加入“当代元素”——每卷末附上词臣撰写的“文字异同考证”，补充岳氏校勘未及的内容；略去宋本版心下的刻工姓名，转而刻上翻刻时的写工（如“内阁中书臣费振勋敬书”），既体现了对“当代参与学者”的认可，也暗含“清廷续接经典传承”的寓意。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典籍的编刻与“五经萃室”的设立，还与乾隆朝的“文化大一统”战略相契合。乾隆年间，从《四库全书》的编纂，到各地善本的征集与校勘，本质上都是通过对文化资源的整合与规范，构建以清廷为中心的文化秩序。《御定仿宋相台岳氏本五经》的推出，正是这一战略在“儒家经典领域”的具体体现——通过官方主导的“权威复刻”，为天下学者提供一部“标准善本”，避免因版本差异导致的经典解读分歧；而“五经萃室”作为专藏之地，以及交龙纽“五经萃室”印、“古稀天子之宝”等御印的钤盖，更是将“文化传承”与“皇权象征”深度绑定，让这部典籍从单纯的学术著作，成为乾隆朝“文治武功”的重要文化符号。

从宋代岳氏刻本的诞生，到清初散本的流传，再到乾隆朝的专室收藏与复刻，《御定仿宋相台岳氏本五经》的背后，是一部跨越数百年的经典传承史。而乾隆朝对这部典籍的重视，早已超越“古籍保护”的范畴，成为当时清廷文化战略、皇权思想与学术追求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对儒家传统的致敬，也是对统治合法性的文化建构，更在无形中推动了清代中期的经典校勘与传播，为后世保留了一份兼具学术价值与时代印记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