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江北四镇”是南明弘光政权为了加强长江一线的防御，学习唐代藩镇的样子，为了拱卫南京而在长江北岸设立的四个军镇，这个方案原是由史可法提出。具体安排是：
东平伯刘泽清管辖淮北一带十一个州县；
兴平伯高杰管辖徐、泗等十三个州县；
广昌伯刘良佐管辖凤阳、寿州等八个州县；
靖南侯黄得功管辖滁、和等十余个州县。

这四个军镇都是崇祯时期的总兵官，之所以被委以重任，并不是因为有多大军功，而是因为对弘光帝朱由崧有推戴之功。可以说没有这几个将领的支撑，弘光朝廷也搞不起来。而弘光朝廷为了投桃报李就册封他们侯、伯的爵位，希望他们为一方诸侯拱卫南京并相机进取。

当然，这些军官及其军队在崇祯时代的最后几年间，实际上都成为了军阀，无论弘光朝廷封不封他们官爵和地盘，人家都是实际存在的一方割据势力，在自己的辖区里有绝对的权力，朝廷的册封更像是一种对他们在自己地盘内权力的追认，反正小朝廷也管不了他们，他们反而能靠自己的实力干预南明小朝廷的军务，从史可法写的《四不可无疏》里对四镇开出的条件就能看出，很明显朝廷也知道没法制约四镇，只是寄希望于四镇对朝廷的忠心，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牵制。

顾诚《南明史》中写到，“四镇的形成，不是在为明室收复失地中作出过什么贡献，而是在策立上对朱由崧（弘光帝）个人有功。就弘光、马士英而言，需要凭借他们的兵力慑服江南士绅；四镇也自恃有功，‘天子乃我辈所立’，从此骄悍跋扈，一味集于南直隶江北地区争夺善地以自肥，进而挟制朝廷。”

那么四镇的权力有多大呢？《明季南略》记载四镇的权力范围：“一切军民皆听统辖，州县有司皆听节制，营卫原存旧兵，皆听归并整理，所辖各将，听督师荐举提用。荒芜田土，皆听开垦。山泽有利，皆听开采。仍许各于境内招商收税，以供军前买马置器之用。每镇额兵三万人，岁供本色米二十万，折色银四十万，悉听各属自行征取。所取中原城池，即归统辖。寰宇恢复，爵为上公，与开国元勋同准世袭。”

这种旨意一下，导致“四镇各私设行盐、理饷总兵、监纪等官，自画分地，商贾裹足，盐壅不行。各私立关税，不系正供；东平则阳山、安东等处，兴平则邵伯、江堰等处，多凶横掠民，民不聊生”这段文字不仅被《明季南略》收录，还载于《南渡录》、《国榷》等文献，应该来说是真实的，这还是正常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吗？这明摆着就是分疆裂土的架势，很明显弘光朝廷想用自治一方的优惠条件收买四镇将领的心，尤其是以后反攻中原，打下的地方，也同样归他们管理，自动纳入该镇。

当时南明的处境就是，就算是将来出现藩镇，但起码朝廷的大旗还在，面对如此大的诱惑，朝廷想着这些将领肯定会奋勇杀敌，力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应该说设计江北四镇的史可法是读过书的，知道唐朝藩镇在捍卫边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他这书读的不太完整，唐朝初期这么搞效果很好是因为唐廷中央对藩镇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数十万府兵和天下税源皆在掌握，自然不怕藩镇有异心，一旦中央衰弱，安史之乱式的藩镇叛乱就不可不免。

不止唐朝，后来金朝在丢失了中都（北京）后，也在山东、河北、山西等地设立藩镇，希望靠他们抵御蒙古骑兵的侵袭，结果毫无作用，藩镇垮台的一个比一个快，中央举全国之力都扛不住的敌人，指望几个各怀心思的藩镇就能挡住？简直是笑话！

史可法的山寨四镇也差不多，在清军南下的时候，纷纷投降，完全没有发挥他预想中的作用。江北四镇的来源是原先败退的军人，流亡的农民和叛乱的土匪，本身成分就很烦杂。更重要的是，在明朝政治体系下，尽可能一切的剥夺下层人民的思考能力，哪怕是军人也不例外。这样情况下建立的江北四镇，完全没有任何防御作用。

虽然朝廷给他们封了如此高的职位，和如此大的期权，但在他们的内心里，还保持着过去那种流氓习气，只知道抢地盘抢财物，这些人也像疯了一样，完全失控了，就算是有史可法这样的人坐镇扬州，也挡不住这四镇各种内讧。军阀割据这个魔鬼一旦放出来，谁也收不回去了。

这四镇有多么跋扈呢？高杰在被史可法感化之前，史可法每次谈话引用圣旨，高杰根本不以为然，公然顶撞道：“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毕竟高杰曾经见到过如今高高在上的弘光帝，在几个月前不过是一个流落在淮安街头的破落乞丐，甚至因为没钱租房子只能蜗居在一条破船上，现在却要对自己吆三喝四，手握数万大军的高杰自然不会那么服气。

黄得功在四镇之中算是口碑尚好之人，对圣旨也是一言不合就开骂，所谓“得功一日伏受诏语，不当意。不待竟，即起，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其跋扈至此”。黄得功在听使者宣读圣旨时，因为觉得圣旨不合自己的心意，马上站起来掀起供奉的香案，对着使者大吼："滚，赶紧滚，都不知道下的是什么诏！"这种行为别说放在嘉靖万历年间了，就算是在崇祯年间，都会喜提族谱消消乐，但是弘光皇帝几乎没有威信可言，此时只能忍着。

还有一个更跋扈的刘泽清，在崇祯朝时就已经有不服从调遣、擅杀朝廷命官的污点。这来到弘光朝更加嚣张，公然叫嚣：“中兴所倚，全在政府，旧用大帅，自应群臣公推，今用宰相，亦须大帅参同。”赤裸裸表现出军人干政的意图，四镇之中气焰最嚣张的莫过于此人，“为言其狂悖于此”。他曾经坦率地说出拥立弘光的目的，所谓“吾拥立福王而来，以此供我休息。万一有事，吾自择江南一郡去耳”，很明显这位就是一个左右跳梁的军阀。

既然朝廷无力管控，四镇这帮军阀虐民内斗之行为真是无不有之。刘泽清在自己的封地内“抢劫村落一空”，所谓“各镇分队于村落打粮，刘泽清尤狠，扫掠民间几尽”。刘良佐“兵自正阳下，沿途淫掠”，临淮百姓“闻其将至，严兵固守”。高杰部“由山西、河北率兵南下，大肆劫掠”，所至之处“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史称其“鼓行南下，邳、泗之间惊曰：‘高兵至矣！’居人丧失魂魄。”

除了黄得功一镇军纪尚好之外，其他三镇均有不同程度的劫掠杀戮百姓的行为。不仅虐民，而且还热衷于内斗，斗起来那是不死不休。黄得功、高杰两人素来有很大的积怨，双方竟然不管不顾火并于仪真，兵戈相向，经过史可法调解，双方矛盾才有所缓和。

而在高杰北上途中被许定国暗算杀死后，这三位在第一时间想到竟然是怎么分高杰的地盘，继续打压高杰留下来的部队，而不是高杰死后，接下来怎么抗清。史可法当时在听到高杰遇害的消息后，连夜赶到徐州，立高杰的儿子为世子，使大军重获稳定，事情刚刚停当，突然传来消息，黄得功联手刘泽清，想要夺取高杰部家眷所在的扬州。高杰部闻讯大惊，大将李成栋等拔营而走，史可法措手不及，河防瞬间一空，清军轻松渡河，要不是黄得功最后是保护弘光皇帝而死，你都有理由怀疑他早就投降了清朝。

《甲乙事案》记载：“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合疏：‘高杰从无寸功，骄横淫杀，上天默除大患。史可法欲令其子承爵，又欲李本身为提督。是何肺肠！倘误听之，臣等实不能相安矣。’”四镇不受朝廷调遣、残害百姓、互相内斗，刀刃向内，论窝里斗、玩内耗真是驰名天下。四镇内斗，毫无作为。

清军在消灭李自成后，清豫王多铎、都统准塔在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率领约5万清军南下意图攻灭弘光政权。面对真正的强敌，四镇兵马竟然如泥塑纸糊一般毫无作用。刘泽清见清军来势汹汹，居然一枪未发放弃淮安，吓得没命地逃跑，完全失去了以前威逼朝堂百官乃至皇帝的气魄，“泽清闻北兵至，遂大掠淮安，席卷辎重西奔，沿河竟无一人守御。北兵从容渡河，至淮安少休，即拔营南下”，后世之史书每叙至此，无一不切齿痛恨。

《明季南略》曰：“泽清真可斩也。”《甲乙事案》称：“泽清助马、阮而攻去姜曰广、刘宗周诸人。威力如此，宜其清兵渡河，上之奏顺昌之奇捷，下之敕襄阳之固守。不取法乎此，乃法童贯太原之逃乎！昔日之权焰，今安在哉！”这位在弘光朝最嚣张的人物居然是第一个投降清廷的，最后清廷嫌弃其反复无常，将其杀死。

刘良佐在清军南下时，毫无抵抗之心，清军一攻破南京，就率自己的10万部众向多铎投降，一开始由于军纪不佳还在南京城外抢劫，望见清军来后，竟然腿肚子打颤，立刻老实了，全然没有了以往欺负老百姓的威风，“刘良佐兵方肆掠城外，望北兵至，倒戈降，慑服不敢动”。

在刘良佐投降后，清军为了抓捕弘光帝攻打黄得功部。黄得功被降将张天禄射死，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等人率部挟持弘光帝向清廷投降。

而高部在高杰死后，军权由李成栋、李本深等人掌握。清军南下，他们也率部溃逃。被南京京营拦截于江边。在走投无路之下选择降清。刘宗周在退隐之时，上折痛陈，“四镇额兵各三万，不用以杀敌而自相屠戮；日烦朝廷讲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为者？夫以十二万不杀敌之兵，索十二万不杀敌之饷，亦必穷之术耳！”

所以《青磷屑》里应廷吉说，史可法满是悔恨地对他讲，“天下事决裂至此，职由四镇，尾大不掉。昔之建议封四镇者，高弘图也；从中主张赞成其事者，姜曰广、马士英也；依违无所救正者，余也”。

江北四镇的倒戈成为了南明的败亡的导火索，约22万明军转投清军麾下，随后协助清军进攻南明，扮演了引路者的角色。后续的隆武、绍武、永历政权始终难以扭转颓势，关键原因在于失去了富庶的江南地区。对清廷而言，掌控江南不仅确保了战略优势，更解决了军需供给问题，南明覆亡皆为四镇之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