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反抗何以可能，实质上亦同如下问题相关联：政治秩序之更新何以可能。在阿伦特(Hannah Arendt)看来，这两个问题实是一个问题。阿氏将政治反抗的本体论根据，界定为“新生性”(natality)，提出每个人生来都就具有无尽的潜能(潜在性)，这份潜能使得人“具有开端启新的能力，即，行动的能力”。(22)随着每一次新的出生，就有新的行动出现的可能性，人类共同体的群处方式就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更新，那是因为，任何一个个体会对“世界”造成的影响，既无法预测，也无法控制。自由，便正是由人的“新生性”在本体论层面上所打开，因为自由就是一种“去开始全新事物”的能力，“关于这一全新事物之各种结果无法被控制甚或被预测”。(23)有意思的是，阿伦特曾用比喻的方式谈到过“第二次出生”(即，“政治的”出生)。(24)在我看来，“第二次出生”，才是真正有可能将“新生性”从潜在性转化为实在性的时刻。而“青春期”，实则便是“第二次出生”(前政治的个体成为政治主体)集中发生期，孩子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生活中那被压制的潜在性/可能性，开始要追求自由。

在家庭结构中，“新生性”就体现为孩子对由“父亲之名”所撑起的那张权力大网(“大他者”)的反抗与叛逆。孩子从其克服“俄狄浦斯情结”到“青春期”之间的那段时期中，在“父亲之名”规导下进入——海德格尔的术语是“被抛入”——符号性秩序中。克服“俄狄浦斯情结”、接受“父亲之名”的符号性阉割，是人之所以能从前政治状态进入共同体的关键，标识了政治秩序的可能性。对“父亲之名”进行激烈挑战的“青春期叛逆”(政治性的“第二次出生”)，则是人在政治秩序内部所发动的反抗，标识了那符号性的、本体论层面上“无根”的政治秩序展开自我激进更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