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时期农业的植物考古研究
#考古 # 研究者系统总结了截至2021年的先秦两汉时期（从距今3800年前后，至东汉公元220年左右）大植物遗存考古材料，评估其时空分布现状，并初步分析各区域农业发展的特征。
空间上划分为六大区域，不同区域内的已有研究的遗址总数有明显差异（图1），黄河中下游地区共计74处数量最多，西北与西南地区各有51和40处，长江中下游共计33处，东北与华北和东南与华南地区数量最少，各有14处和8处遗址。大区域内部同样存在研究分布的不均衡（图1）。
时间上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有73、100、70与46个研究数据（图2），第一阶段对应中原地区新砦期至二里岗文化（1800—1300BC）、第二阶段对应商代中晚期至西周（1300—770BC）、第三阶段对应东周时期（770—221BC）、第四阶段对应秦汉时期（221BC—AD220）。其中第二阶段研究材料最丰富，第四阶段则最匮乏。
现有材料分布显示目前样本较丰富的研究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时段则集中于商周时期。使用绝对数量百分比和出土概率两种统计方法，分析各地区农作物利用情况。
中原地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郑、洛地区。现有浮选数据显示中原地区作物利用长期呈现稳定的粟作农业，黍的出土概率虽高但数量比例低，小麦和稻米等其他作物在大多数据中显示其重要性较低。但作物利用也有例外存在，包括二里头遗址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水稻的数量比和出土概率都较高之特殊现象，而第二、三阶段起，部分遗址与调查数据显示小麦数量占比和出土概率都有所提升，如苍头河流域调查和郝家台遗址东周时期样本等，但这些数据样本较少，且汉墓未发现麦类作物，可能反映该地区至汉代为止，小麦尚未受到重视（图3）。
海岱地区可分为内陆地区和胶东半岛两区域。浮选数据显示海岱地区大体呈现粟作为主的旱作农业结构，不过内部分区多样性较高。第一阶段数据多呈现粟的绝对优势，且内陆区和胶东半岛间差异不明显。第二阶段数据则显示两种作物利用特征，即内陆地区以粟为主、黍作为补充的特征和胶东半岛与内陆偏南的部分遗址出现小麦比例高的特征，这些小麦占比高的遗址也显示出其出土概率接近粟，另外偏南的万北遗址出现水稻占比高的特色，但其样本量较少。第三、四阶段遗址大体呈现粟为主特征，小麦比例在部分遗址如邾国故城等也较高，但现有汉墓材料并未发现小麦，因此东周到秦汉时期该地区可能出现的作物结构分化现象需更多材料证明（图4）。
长江中下游地区可进一步区分为长江中游与汉水和长江下游两区域。浮选数据显示商周时期的汉水流域呈现粟为主之旱作特征，尤其在样本数量较多的遗址更为明显，至于长江中游地区粟与水稻并重，两者重视程度在不同数据间有差异。第三阶段起，部分遗址出现小麦重要性提升现象，其他遗址依然呈现粟或水稻为主，其中粟比例较高的遗址数量更多。最后第四阶段的下寨和官田遗址分别以小麦和粟为主，可能说明当地出现作物利用分化，汉墓材料亦出现多种农作物、果实和药用植物等，但难以定量分析作物结构（图5:a、b）。总体而言，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现有材料主要集中在汉水流域，显示旱作于当地的优势地位。长江下游地区第一阶段唯一遗址仅有水稻一种作物，而第二阶段起部分遗址出现粟和小麦，但多数依然以水稻为主，丁家村遗址等部分遗址出现小麦为主的特征，三、四阶段材料较稀少，数据显示在长江下游地区水稻和小麦都有受到使用，汉墓另外也出土粟、黍、大豆、大麻等作物（图5:c、d）。
西北地区可细分为甘青地区和新疆两区域。甘青地区植物考古数据显示齐家文化的作物结构呈现小米的绝对优势，多以粟为主，但青海东北部调查和河西走廊调查以黍为主，小麦和大麦虽有出现但未受重视。四坝文化作物利用和齐家文化相比较为多元，位于河西走廊的西城驿、东灰山两遗址，前者呈现粟的绝对优势，后者则有一定比例大麦，河西走廊调查则有约35%为小麦，位于黑河上游的柳沟台遗址则以大麦为主，尤其是该遗址后期，应受遗址所在的高海拔所影响。第二阶段起甘青地区的作物利用更加多样，数据显示偏西侧的卡约文化和诺木洪文化着重于大麦，而偏东部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则维持了粟作为主的特征，但黍的重要性有所提升。三、四阶段数据十分稀少，但也显示偏东部的陇东地区维持粟为主特征，而河西走廊的三角城和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显示大麦与青稞的优势地位（图6:a、b）。现有数据显示甘青地区作物利用的多样性，尤其是在粟、黍和大麦比例的变化上，从第二阶段起内部不同分区间差异可能与地理分区或海拔差异有关。
新疆地区从量化数据来看自第一阶段起已存在黍、小麦、大麦与青稞等作物，第一阶段塔里木盆地的数据显示小麦为主，青稞为辅和以青稞为主，小麦为辅两种特征并存，黍和粟比例较低，第二阶段现有材料稀少但同样显示两种结构并存，北疆石人子沟遗址显示青稞的绝对优势，南疆乌帕尔遗址以小麦为主。第三阶段量化数据多位于北疆巴里坤为主区域，数据显示大麦的绝对优势，仅有鱼儿沟遗址黍有一半比重，第四阶段数据同样出现大麦为主和小麦为主两种结构，小米重要性不大。无法量化的墓葬出土的作物品种包括小米和大、小麦（图6:c、d）。现有材料显示新疆有小麦为主和大麦为主两种结构并存的特征，大麦为主数据多出现于天山以北区域，且部分遗址如乌帕尔出现从青稞为主转变为小麦为主现象，可能暗示新疆不同区域间作物利用分化及多样化的作物利用。
西南地区可进一步区分为四川盆地区域、川西云贵高原和西藏三大区域。四川盆地植物浮选数据大多位于盆地西部地区，大多表现以稻作为主特色，粟和黍比例较低，至于盆地东部的少量遗址如中坝、郑家坝和汉东城遗址则以粟为主。小麦、大麦和大豆等其他作物数量极少（图7:a、b）。西藏地区在第一阶段有两种作物结构特征，曲贡和卡若遗址以小米为主，昌果沟遗址则以大麦为主，至于第三、四阶段的邦嘎遗址则以大麦为主小麦数量较少，西藏的小米和大麦使用差异原因尚需要更多数据来进行分析。川西、云贵地区一样作物多样性较高，该地区在第二阶段以水稻为主，仅有海门口遗址显示小麦出土概率较高，但第三阶段开始部分遗址以小麦为主要作物，其出土概率也偏高，其余遗址则维持了水稻为主，少量粟做补充的结构（图7:c、d）。川西、云贵地区存在水稻和小麦两种作物为主，较为多样的特征，可能和该地区复杂的地形有关。
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其合并分析。前两阶段数据主要位于西辽河地区，后两阶段主要位于华北地区，另有零星的其他区域材料。西辽河地区第一、二阶段数据都显示小米的绝对优势，大多以粟为主，但三座店遗址以黍为主，另外部分遗址出土少量大豆。位于黑龙江省的白金宝遗址和大连大嘴子遗址分别出土少量黍和稻米，显示黍和稻米进入该地区，但栽培规模需更多数据支持。第三、四阶段数据和汉墓位于华北地区，同样以粟为主，虽出现少量大麦和小麦，但汉墓未出现麦作显示其可能尚未受重视（图8）。华北地区相较西辽河地区作物多样性较高。
从现有大植物遗存数据来看，先秦两汉时期农业具有三种主要的农作物，即粟黍、麦作（含大麦、小麦）和稻作。分析显示，粟作自本研究第二阶段起已扩出传统的北方旱作区，在南方的长江流域、华南和西南等地区也受到重视。在麦作发展方面，小麦传入区域广泛，但除少数区域着重使用小麦外，大多地区数据显示小麦并未成为主要的农作物，而大麦主要在西北和西藏等海拔较高且干旱的地区成为主要作物，绝大多数区域并未重视大麦。水稻在该时期与其他作物有较多互动，稻米在长江下游和西南、华南部分遗址是主要作物，但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等地亦同时出现重视粟作和小麦特征，三者间具有复杂的关联性。囿于现有材料不足，完全复原各地农业格局依然困难，有赖于未来更多的考古发现和综合研究。
详见：果志硕：先秦两汉时期农业的植物考古研究：现状与问题，《中国农史》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