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王朝——把国家变成黑社会的蒋家父子（中）

（文章太长，分上中下三篇发，感兴趣的可以点进公众号“Dr肚子的学术冒险”阅读全文）

接上篇（http://t.cn/AXwDgF33），金庸写的古代江湖，在古代并非不存在，但成不了气候。为啥呢，因为中国古代的广大农村，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自卫势力。要么是地主出钱招人看家护院，要么是农民自发形成的刘邦式的团伙，要么是宗族维系起的一村一县的同姓势力。唐以前这种自发的民间武装甚至能形成对抗中央的豪强，唐宋以后没那么激进了，但武德还是充沛的。历朝都有不同村子不同宗族因为资源矛盾引发的大规模械斗，很多大型械斗的强度不亚于一次小型战争，政府懒得管但也得密切关注以防演变成造反。而农业社会的中国，人口流动性弱，这种地方性武装也就仅限于地方，各地管各地的，城里的帮派哪敢跑到农村去收保护费。要知道即使到了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打果党正规军所向披靡，但在南方也被各地的民团折磨得苦不堪言，很多战斗英雄没在大战役中牺牲却死在了这些地方武装手里。而教员也是看到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巨大斗争潜力，才会想到将农村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相比之下，城市帮派真的弱爆了，城里手工业者，本就是小部分进城的农民，他们手里的资源本就是官僚士大夫手指缝里漏下来的，而官僚士大夫的财富也是从广阔农村搜刮来的，财富的大头是在农村，城里的帮派也是靠农村来的一点财富过活的，他们和地主民团比当然成不了气候。乡下动不动几千人拿着农具械斗，城里的黑帮再狠跟人家比也是闹着玩的。

但是到了近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乡下的民团仍然强大，但城里的帮派也开始成了气候。这个变化来自两点，一是经过清朝人口暴涨后，中国开始有大量的人群开始被动地走出乡野讨生活，抱团取暖的不止农民，各个行业都开始形成帮会，因为流动的人多了，涌入一个行业的从业者也多了，他们就会自发形成自己的秩序。典型的几个行业比如矿工、镖局、走马贩茶的、跑船的、码头扛包的、拉黄包车的，尤其是围绕运河漕运，形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漕帮组织，在运河上讨生活的船工帮工码头工，都被吸进了这个大型帮会。他们开始都是自发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取权益的，后来就开始染指不正当的业务，贩毒赌博拐卖幼儿，在地方上成为了一股难以忽视的势力。而人口暴涨促使大量人口流出海外讨生活，他们在海外陌生环境下必须抱团取暖，这就形成了华人海外社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天地会衍生出来的洪门。二则是开口通商后，社会的经济结构变了，城市过去是农村财富的汇聚点，而现在城市接收了外来的大量财富，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既有农村的输血，又掌握了几乎所有的外来资本，城市在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也就带动了城市里的帮派，借着城市的膨胀在经济甚至政治活动中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这里面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漕帮进城，十九世纪上半叶，黄河生态恶化导致运河淤堵，而官僚腐败管理混乱，也导致运河漕运成本直线上升，围绕运河而生计的百万漕工开始面临生存危机。原本就是为了维护权益和生计而形成的漕帮，一方面在生存压力下开始联结得更加紧密，另一方面就是在帮会能人的带领下，各种发展通辽副业，走私私盐鸦片甚至人口的生意越来越多，开始成为地方上的社会不稳定因素。1853年，脆弱的黄河终于决堤改道，两淮大部都成了黄泛区，运河河道堵塞成了废河，南北运河漕运彻底断绝，靠运河吃饭的人只能自寻出路。理论上这上百万没了生计的壮劳力会严重威胁社会稳定，但这个时间正赶上中国开埠，这些以水上苦力为生的漕工船工，就在通商口岸找到了新的饭碗。这些人有力气有经验更有一定的组织性，他们在城市的帮派中迅速站稳脚跟，打服了各种散兵游勇地头蛇，成了城市苦力阶层的话事人，慢慢地就形成了在近代各大通商城市都颇有影响力的组织：青帮。近代城市的迅速膨胀，不仅开始催生近代工商业，也让青帮得以依附于新兴产业娱乐业，随着城市经济的兴起而做大做强。这帮人也被权贵和富豪洋商相中，成为了他们的打手和黑手套，为大生意保驾护航，慢慢地青帮成为了城里富人的合作者，成了近代城市财富和各种灰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帮垄断了城市里出苦力的阶层，又靠经营各种灰色产业赚了大钱，在城市里俨然就是话事人一般的存在，难免就要产生参与政治的想法。

国内城市逐渐被青帮把持，而国外华人帮会也借着别人的城市化进程发展了起来，最典型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天地会。作为以反清为业诞生的帮会，天地会在国内没有生存空间，却在海外枝繁叶茂，成了出国华侨在国外的聚集点。对于出海讨生活的华人来说，对反清复明未必很感兴趣，但出了国语言不通举目无亲，你想直接和洋人沟通找工作做生意，人家不把你卖到种植园当奴隶就算心善了。所以到了国外首先要做的就是找组织，本国人形成的互帮互助的小共同体，有困难时可以资助你，有人脉可以介绍你到让人放心的用工单位工作，最重要的是你被本地人欺负了帮会能帮你撑腰。在国内国人还没有加入帮会的强烈需求，到了国外不加入组织那是真没法活。而且帮会那可不是慈善组织，能罩着你那也是建立在能打的基础上的，天地会在国外各个堂口统称洪门，而老外至今可以说是谈洪门色变，至今对“黄祸”有种出于本能的恐惧，中国人不理解这种情绪，官方也从不细说，这其实就是拜洪门所赐，洪门的行事风格可见一斑。随着华人的大量出海，洪门也就是天地会既吸收了大批出国人员，又借着西方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势头，迅速成为了中国人在海外的一股重要力量。和国内积贫积弱的画风不同，洪门既有钱又有人，还都是能在西方社会立足的优质人才，这帮人就开始有反过来影响国内的想法了。

以上就是影响近代史的两大帮派的大致形成过程，官方历史书里不会堂而皇之地写这些，但这俩中型利维坦的后代，每次政协开会可都坐第一排呢，无视它们的存在的话就没办法完整地认识那段历史。要记住它们同样是暴力垄断者，社团可从不是善男信女，前文提到在国家法律之外私自使用暴力要被国家制裁，在帮会也一样，违反帮规使用暴力，那也是要被组织制裁的，而且死得更难看。对于帮会参与者，组织是庇护所，但也同样是压力来源，你既要给组织交保护费，又要受组织规矩的制约，而且组织的规矩和国法相比随意性更大，很多时候看话事人的心情。而组织遇到麻烦和矛盾，也不那么好说话，往往要通过暴力解决，而这种暴力也经常对准自己人。组织成员对于帮会的忠诚，并不是基于生产关系而产生的经济联结，只是由于需要应对共同压力而暂时抱团而已，所以忠诚只能基于江湖道义和铁腕维系，而一旦有了力量赚了钱，生存压力减轻了，这种团结就会马上分崩离析。帮会往往是看着很肃杀，其实无限可分，内部小团体小派别层出不穷，还总是有人跳出来单干，所以这种组织是先天不足的，更难指望他们干啥特别大的事业，只会生产各种江湖恩怨故事。注意后面出现的国民党，行事其实完全就是上述的这种画风，也难怪老蒋整天要搬王阳明曾国藩出来强调忠诚了。

不管是青帮，还是洪门，在正常的社会都是做不大的，然而中国近代并不是正常的社会，历史出现了一个非常短暂的窗口期给了帮派登堂入室的机会。这里我们要认识一下近代城市的本质，城市和城市可未必是一回事，外表相同但里子的区别就大了，这个里子就是要看是谁在给城市输送养分。古代的城市，本质上就是规模比较大的集镇，这种人员的聚集，完全是依靠农村的生产，是农村的产出撑起了集市甚至城市，城市里住的，其实就是靠农村发财的地主，他们住在一起方便自己消费，外表是城市商业，本质完全是搬进城里的农业交易，城里怎么样完全取决于乡下的事情。而现代城市的本质，则是依托工业生产建立起的人口聚集地，城里住的是靠经营工业发财的企业主，和大量从事工业生产以及外围服务的二三产业从业者，城市也吸收农产品，但工商业也能反哺农村，是社会产业循环的中转站，城里人创造了社会大部分财富也对社会政策有决策权。

那晚清和民国的城市是什么，答案就是中间商赚差价的关节点。中国近代工业是不成气候的，仅有的工业完全来自自上而下的投资，自下而上的工业是不存在土壤的。所以近代城市里生活的是一帮买办中间商，他们在乡下是地主，将农村创造的大量财富输送进城，又和洋人做生意，帮洋人倾销商品，把国内的资源倒给洋人，两头吃两头赚，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养肥了这一帮中间商。东亚这方面有所共性，越是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却积贫积弱，越是养活了发达的商埠城市，中国的上海天津广州香港青岛，越南的西贡，还有马来半岛的新加坡。这些城市是空心化的经济催生出的繁荣泡沫，它们的兴盛完全源于资源的流通和专卖，内里其实是空心的，既不能反哺农村，又形不成自给自足的工商业循环，但却吃到了西方工业化的红利，这就使近代城市成了一个吞吐财富的怪胎。

因此在这个时代，城里的买办作为中间商，却在政治舞台上攫取了最大的话语权，因为他们掌握了最多的钱，通过在地主和洋人之间建立财富桥梁，成为了国内国外各个剥削阶级的利益汇总点，被各方都视为重要的话事人。这让大多数人产生了错觉，就是城里人可以决定这个国家的一切，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的确被大多数人当作事实。我党近代曾经尝试过城市工人暴动夺取政权的路子，但完全走不通，原因就在于对城市的实质认识不清。中国近代没有成体系的工业，一点点工业完全是资本家赚钱的工具，这些工业做不到养活一个城市的工商业，国货在大城市也完全是夹缝中生存，最有消费能力的买办喜欢的还是洋人的东西，洋船上运来的新鲜玩意都用不完干嘛要自己投资造呢。这就导致了中国没有真正的工人阶级，城市工人的生产完全满足不了城市的需求，不像西方，产业工人生产了城市所需的大部分消费品，工人闹事就会真的干扰经济，这迫使资本家将剥削全世界得到的利益分给了工人阶级维稳。

所以中国近代的确有了工人，但城市完全不是工人的，工人即使团结起来，威慑力也是远远不够的。真正掌控城市的，正是前文提到的青帮，他们才是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的基层力量。因为买办不需要工人，却需要大量苦力为城市的运转服务，码头要卸货，路上要有人拉黄包车，各种经营场所要有人维持秩序，这些苦力是依附于买办的财富而生存的，也完全服务于买办，而这些业务都已经被青帮占据了，帮派掌握了城市运转的大部分业务，谁来干活先得找黑帮拜码头，不然干不到一天就会被暴力驱逐。只有在农民进不来，又没有工人占生产主导，但却需要大量苦力的特殊环境里，帮派才会成为城市秩序的话事人。甚至旧社会设立了警察宪兵，也得看帮派的脸色行事。为啥上海香港新加坡以及意大利南部会有发达的黑帮江湖，帮会的权力甚至大过了官面上的军警，因为他们是依附于大资本大买办的打手和黑手套，是跟随着特殊的经济秩序而膨胀起来的，在任何时代，官方都有办法收拾他们，唯独在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环境下，他们有了野蛮生长的空间和土壤，甚至膨胀到决定国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