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VI在老师职业首秀五十周年的采访节选）

在巴塞罗那的约翰·克鲁伊夫家客厅里传来一阵笑声。笑声的缘由是一份带来的1964年11月《人民报》比赛报道。那份日报当年在描述他进入阿贾克斯一线队的最初几周时写道：“十七岁的克鲁伊夫，双腿如树枝，双臂如尺子，却展现出一位成熟的战略家风范。”克鲁伊夫立刻在那句“树枝和尺子”的描述中认出了当年的自己。为了强调这一点，他举起右手的小指，说道：“看，这就是我刚进阿贾克斯时的样子，一个钉子。所以我才得进行额外的体能训练。那时候的力量训练可和现在不一样。我是被字面意义上的‘人’压在身上的，他们让我背着别的男孩在训练场上跑。先是一个三十公斤的小家伙，然后换成一个四十公斤的，最后我得背着一个七十公斤的成年男子。训练很辛苦，但那是必须的。”

您那时候的生活是怎样的？

“我的生活都在阿贾克斯度过，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放学后我可以右转回家，也可以左转去德梅尔球场，而我总是选择左转。然后我会去帮场地管理员亨克叔叔的忙。他后来成了我的第二个父亲。我到处跑，甚至进入了一线队的更衣室。准备球衣、擦鞋、清洗淋浴间，诸如此类的活我都干。除此之外，我也很早就开始打零工。我的父亲在我十二岁时去世，所以家里需要的每一分钱都很宝贵。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贝通多普的一家面包店，用木头推车送面包。后来我在西因图尔街上的莱奥·范德卡尔体育用品店工作，在仓库帮忙。我还在犹太人宽街上的一家名为布利茨的纺织批发店当过售货员。直到我签下阿贾克斯的第一份青年合同，每周工资五十荷兰盾。当我开始参加二队比赛时，我们因此闹了矛盾。那时每个人都有比赛奖金，除了我，因为我是按周签合同的。我不能接受这一点。”

您是怎么解决这件事的？

“我去俱乐部管理层那儿理论。董事会觉得我是个放肆的小子，也因为我说话直率。他们拿我和店里还在学徒期的售货员作比较，说我不该抱怨，大意就是那意思。于是我回答说，一个学徒售货员如果干的是成年售货员的工作，那也应该得到同等的报酬。问题不在年龄，而在于你所做的贡献。人应该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回头看，那其实是一种重要的转变：球员的权利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过去足协和管理者以为他们可以随便摆布球员。幸好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关于您在阿贾克斯的首秀，首先浮现在您脑海中的记忆是什么？

“我母亲其实不太愿意看到我出场。她特别害怕有人会把我那双细腿给踢断。后来教练维克·巴金厄姆安慰了她。他说我什么都不怕，而且看球很聪明，所以不会出什么事。他看得很准。我确实主要在射门时感到身体上的差距。我还记得那场对GVAV的比赛，我想主罚一个角球，结果球根本踢不到禁区……但我还是进了一个球（尽管阿贾克斯在格罗宁根以1比3输掉了比赛，编者注），一周后我又在对DWS的比赛中打进了全部两个进球。别忘了，那时候很多大个子早就在一线队踢球了：亨克·赫鲁特、皮特·凯泽、沙基·斯瓦特、克拉斯·努宁加、本尼·穆勒，随便一数都是名将。能和他们一起踢球真是享受。而且我还受到保护。如果我被人踢了，全队都会立刻站出来帮我讨回公道。所以我母亲可以放心了。”

您是不是比较早就成熟了？

“也不算那样。父亲的去世对我影响很大，而我又很早就在一线队出场，但在那之后我仍然干了不少小孩子的事。阿贾克斯的罚款池经常有我‘贡献’的份。我总喜欢搞恶作剧。比如有一次我和皮特·凯泽去宠物店买了些老鼠。那是冬天，我们把那些小家伙藏进球员的毛线帽里。当他们把帽子往头上一套，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笑得趴在地上。刚开始那几年，体能训练时我也经常偷懒。我常常在训练服下面多穿一件夹克。我们分成两组跑步，每组穿不同颜色的外套。跑到一半我就混进那组快结束的队伍里，换上另一件夹克，把脸弄湿，好像出了一身汗的样子，然后我就‘完成训练’了，还能躲到树后抽根烟。里努斯·米歇尔斯后来发现了这一套，并且处理得非常巧妙。他让我在一个休息日早上七点半到球场集合，加练一次跑步。我气呼呼地在球场外等着，结果米歇尔斯开车来了，身上还穿着睡衣。他摇下车窗，只说了一句：‘冷吧？我要回去睡觉了。’说完带着大大的笑开车走了。我当时真是又气又懊恼。那件事我被取笑了好几个星期。从那以后，你真的会三思而后行，不敢再耍滑。这让我一直记得：教练完全可以带着幽默感，也能让球员明白什么是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