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　青花釉里红鱼藻纹高足碗

此珍罕高足碗堪称景德镇工匠技艺与美学的双重巅峰。四尾浓艳的绯红游鱼悠然穿梭于澄澈的蓝彩莲池，完美诠释了道家崇尚的自由无羁之境。这一纹样自公元前四世纪庄惠豪梁之辩起，便成为宋元以降文人画与瓷绘的经典题材。然直至景德镇掌握多彩釉技前，鱼藻纹皆以单一青花呈现。而本品独创的铜红釉与钴蓝釉交织技法，终使这一经典纹样达到空前绝后的视觉震撼。

此般青红并置的珍罕工艺，其烧製难度令人望而却步。尤为特殊的是，碗上红鱼并非以铜红彩料绘于釉下，而是直接施以铜红釉这种工艺的不稳定性使得成品率极低，即便御窑亦难把控，故本品虽具宫廷品质却未署年款，恰为时代特徵之明证。

铜红釉作为白瓷上最绚烂亦最难驯服的釉色，自元代初现便为瓷中至珍。洪武朝（1368-1398年）曾因钴料短缺而以铜红部分替代青花，然佳作寥寥。永宣时期（1403-1435年）虽为铜红釉黄金时代，但多以单色红釉为主。此后铜红技法几近失传，直至清初方得覆兴，其间成功者屈指可数，本品即属此过渡期之瑰宝。

与宣德时期作品不同，此成化碗在白釉地上结合了刻划莲瓣边饰。

本器所饰红鱼纹样尤为精妙，共绘四尾形态各异之游鱼：其一为圆尾鳜鱼，馀者皆似鲤鱼，分尾明显，其中一尾更带显著触须。所有鱼身鳞片及细节均先于素坯刻划，再施铜红釉烧成。如此精确定义之铜红鱼纹，仅见于两件传世品可资比对：其一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例，参见《故宫明瓷图录》，卷2，东京，1977年，图版32；另一件载于叶义、甄雅达合著，《中国青花瓷器》，新加坡，1978年，图16，现为区百龄先生所藏。

虽成化一朝持续尝试铜红釉烧製技术，然此时期青花红釉结合之作品迄今未见其他传世例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鱼纹盌，经蔡和璧考订为成化早期作品，彼时多见宣德纹饰之再现，参见《传世品成化瓷》，台北，2003年，页10；而景德镇珠山遗址出土之红釉残器，经考古学家判定属成化中期地层，参见徐氏艺术馆，《成窑遗珍：景德镇珠山出土成化官窑瓷器》，香港，1993年，编号B18、B22及B23。

单独使用红釉装饰已属不易，像本高足碗这样将红釉与釉下青花结合的工艺则更为複杂。在本品中，鱼鳞等细节是在烧製前先行刻划的，根据伍氏提出的「合理」工序推测，製作过程可能包括：刻划鱼纹、绘製钴蓝水草、用纸遮盖鱼纹、整体施透明釉、移除遮盖纸、在留白处填入红釉。某些刻线因红釉渗透呈现深色调，以及红釉局部覆盖青花的现象，表明红釉是直接施于坯体上，且晚于青花彩绘。

莲塘纹于成化青花瓷中实属罕见，然本品所绘莲荷水藻，以清雅柔美之钴蓝呈现，实为成化典型特徵。修长水草婉转摇曳，巧妙带出鱼游所致之粼粼波光。同类莲塘纹饰（无鱼而有飞虫者）可见于成化款小罐，如 T. En诶o 旧藏一例，1997年4月29日售于香港苏富比，编号407，载于《香港苏富比三十週年》，香港，2003年，图版243，（图3）；另见一无款青花灵芝纹高足碗，1972年5月23日伦敦苏富比，编号129，刊于 Adrian M. Joseph，《明代瓷器源流考》，伦敦，1971年，图版44，并参展于2005年11月伦敦 Knapton Rasti，《亚洲艺术》展览，编号11；尚有类似一例，1983年7月5d6日售于伦敦佳士得，编号271。

本品曾为瑞典玻璃製造商 Orrefors 的继承人 Agnes Hellner（1888-1984年）所藏，其丈夫 Johannes Hellner 博士（1866-1947年）是瑞典中国学会的创始成员，也是一位重要的中国陶瓷收藏家。（《惊鸿一色寄丹青》康蕊君）

尺寸：直径 16.8 cm
来源：苏富比香港2025秋季拍卖会《御赏菁华：重要私人珍藏中国艺术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