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B站看到了有关于琼崖纵队里的外籍人员的视频，在查了相关资料后，发现网络中流传的视频和文章与史实里的出入比较过大。

以下是刊登在海南省人民政府网站里海南日报2025.08.18日报道-琼崖抗战中的国际友谊；中新社2015年11月04日报道-98岁澳大利亚“海鸥支队”老兵难忘那段“海南故事”

图1：日本海军海南警备府日记中关于抱板战斗的记录
图2：1985年3月，部分澳大利亚“海鸥支队”老战士在海南东方合影。抗战期间，“海鸥支队”士兵被日军俘虏，他们中的一些人逃出战俘集中营，获得了东方老欧村村民的帮助。
海鸥支队：海鸥支队（Gull Force）是二战时期一支澳大利亚部队的代号，由澳大利亚第8师第23旅第21营组成，该部队于1941年被派往印度尼西亚的安汶岛防御日军。在战斗失利后，部分幸存战俘被日军押往中国海南岛作为劳工。

1.琼崖抗战中的国际友谊

1946年6月7日，周恩来写信给当时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馆一等秘书帕特里克·肖，详述了琼崖抗日独立纵队在琼崖抗战中几件鲜为人知的往事。信中开头写道“我刚收到从海南岛发来的关于海南人民解放军解救盟军战俘的电报，现转告如下”。

信中还特别提到“美国联络官恩格洛斯先生亲自飞到海南人民解放军总部去见司令冯白驹将军表示感谢”。这封信充分证明：海南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在海南岛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把解救盟军战俘作为重要任务。

实际上，从1943年至1945年，琼崖抗日独立总队(1944年秋扩编为独立纵队)曾多次解救盟军战俘，并与他们一起打击日寇。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因兵力不足，强征东南亚、南亚国家的人民当炮灰。驻扎在儋州那大据点的日军里就有一批印度士兵。他们是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俘虏的，先被押到海南石碌矿山当劳工，经常遭到凌辱、鞭打，后被调至那大据点站岗放哨。印度战俘非常不满日军的欺压，但苦于身陷囹圄无法作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四支队第二大队从情报中了解到这一情况，报告给第四支队领导。支队领导指派政治处主任江田进一步调查，策动印度士兵起义。

江田青少年时期曾在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生活，能说流利的英语。他找到文芳村的地下工作者李志高，让李志高安排可靠之人接触印度士兵，通过接近他们、了解他们、关心和帮助他们，发动他们起义。1943年9月，3名印度士兵起义，由第二大队护送到支队部。这3名士兵非常关心仍在遭受奴役的同伴，其中一名叫阿玛尔卡·甘地的士兵，迫切要求潜回那大镇发动更多人起义，汇报了他们掌握的日军情况，提出行动意见。研究他们的意见后，第四支队抓紧推进策反工作。一个夜晚，江田、李志高带着甘地等两人和几名驳壳枪班的战士到那大接应印度士兵起义。这次又有4名印度士兵起义，他们携带了不少弹药。不久后，洛基乡抗日民主政府又送来5名逃出日军据点的印度士兵。至1944年春，起义的印度士兵已达13人，他们被第四支队编成一个“国际战斗班”，阿玛尔卡·甘地任班长。

“国际战斗班”设立后，这些印度士兵急切地要求随部队参加战斗，以报仇雪恨。江田与他们交谈，引导他们保持耐心，在投入战斗前做好侦察等准备工作。第四支队支队长马白山和政委陈青山常去看望“国际班”的战士，在生活方面关照他们。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国际班”已能参与第四支队的协同作战。当被告知可以参加袭击那大镇日军司令部的战斗，甘地和他的同伴高兴得又蹦又跳。战斗开始后，“国际班”和第四支队各部队一起作战，一面抵御日军派往那大镇的增援力量，一面越过日军哨线，进入那大镇给日伪军以严重杀伤，缴获了一批武器、物资，并安全撤离。后来，“国际班”还参加了第四支队在那大—洛基公路、那大—南辰公路上的伏击战、破袭战等。庄田将军在他的回忆录《琼岛烽烟》中写道：“由于对敌人有着深仇大恨，他们(‘国际班’)在战斗中表现得很勇敢。有的与我们的战士一起割敌人电线，有的带路摸敌人哨所，活捉敌人哨兵。在他们的参加与配合下，这次战斗任务完成得很好，支队领导表彰了他们。”

1943年冬，整编后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奉命向琼西南的昌感县(今昌江、东方一带)转移。支队长潘江汉和政委林明率领二支队一大队，经过六七天的昼伏夜行，绕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昌感县乐梅村，并与昌感县委书记陈克文、县长赵光炬等取得联系。县委反映，最近日军经常用汽车押送一批被抓来的外国劳工(盟军战俘)，到距石碌铁矿10多公里的一个山岗开山筑路、修建工事，准备在那里设置一个据点。支队领导商量后决定，抓住机会狠狠打击敌人。

1944年4月7日，潘江汉率领100多名指战员前往抱板村西北部埋伏等待。次日7时许，一辆满载日军和外国劳工的军车驶入伏击区，潘江汉指挥战士们发起猛烈进攻，双方激战半个多小时后，16名日军被消灭，第一大队无人伤亡。在清扫战场时，我军发现两个蓬头垢面的白种人。这两人似乎看出了眼前这支部队不会伤害他们，转身跑进旁边的一片林子，叫唤了一阵，共有20多名外国人(劳工)光着脚从树林的各个方位走了出来。

被解救的20多名外国劳工，有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和荷兰人。他们在日军的刺刀下从事苦役，受尽了折磨。到达我军营地后，他们的吃、穿、住、医都是大问题。当时，我军的生活非常艰苦，指战员们每顿能吃上地瓜干粥，就已经不错了，但战士们还是将乡亲们慰劳部队的数量不多的大米、猪肉拿出来，让炊事员做给他们吃。考虑到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通等，第一大队还为外国劳工搭建了几间茅草房，战士们给它起了个雅号——“绿色洋房”。

当时，部队在山上，患疟疾的人较多，缺医少药，没有医治疟疾的特效药，仅有的两小瓶“唐拾义”药丸，还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从沦陷区弄来的。有一天，一个叫大卫·威廉的澳大利亚人患了疟疾，发烧发冷，嘴唇颤抖。潘江汉正要外出执行任务，出发前，他特意去探望劳工们，看到大卫昏睡在床上，赶紧叫护士长拿来大队急救药箱中极为珍贵的“唐拾义”药丸给大卫服用，还交代护士长派人外出采些草药辅助治疗。3天后，当他返回营地，威廉已行动自如。威廉见到潘江汉非常激动，快步走过去，紧紧地拥抱他，眼泪从脸颊上流下来。这种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情感和友谊，真诚而珍贵。

潘江汉后来回忆道：“我们跟这20多个外国劳工共同生活了十多天，在一起联欢，一起合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共同地站在了反法西斯斗争的第一线，共同抗击日本鬼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5年7月18日，美军一架飞机在崖县(今三亚市)榆林港附近上空被日军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着地时一名飞行员已死亡，另一名手部受了轻伤。活着的这名飞行员被中共陵崖保乐边区办事处营救。

边区党委书记林诗耀、办事处主任张开泰热情接待了这位盟军飞行员，并指示战士们新盖一间草房给这位客人住，还安排秘书陈生陪同。陈生是文昌籍归国华侨，会说英语。通过一番交谈，陈生得知飞行员的名字叫沃特尔·福雷斯特尔，21岁，是美国南太平洋战区联合航空队某队的中尉，那天他和战友奉命从广西飞来海南岛执行任务，飞机不幸被日军击落。由于他的名字太拗口、不易记，战士们便称他为“中尉”或“盟军”。

边区办事处还指派一名勤务员专门负责照顾中尉的生活起居，给他治疗手伤，发一套餐具(含铝饭盒、搪瓷杯、饭叉子)。每餐尽量保证有牛肉或猪肉，设法给他弄来鸡和鸡蛋，将木薯剥皮切成块蒸熟，中尉吃得很满意。勤务员还采山茶给他泡茶喝，有时也给他吃香蕉、菠萝、木瓜等水果。有一天，驻地开饭时，中尉出来溜达，发现战士们吃的是番薯稀饭和野菜加萝卜干，林诗耀、张开泰等几位领导的吃食和战士们一模一样，这才知道自己享受了特殊待遇。从那以后，中尉再也不让工作人员专门给他做饭菜，和战士们一起吃番薯稀饭。

日军得知美军飞行员被边区办事处营救后，经常派兵搜山“围剿”，有一次竟搜到了驻地山脚下。林诗耀、张开泰带着战士们迅速将中尉转移至其他山头。日军扑空后，放火烧光了边区党委驻地的营房。在新山头上，战士们重新搭建草房，架起竹子床，建成新营地。

8月一天上午，一架盟军飞机投下两个降落伞。一个降落伞落在半山腰，中尉解开降落伞包，包里有几个箱子，箱子里有一封信，信上写着信号枪和无线电步话机是给中尉联络用的，其他物品则是送给救护他的部队的。

中尉用无线电步话机与所属部队联系后，兴冲冲地告诉陈生：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了!盟军已派联络官进驻榆林港，不久就会派人来把他接回去。陈生把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告诉战友们，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欢声笑语回荡在仲田岭的山林里。

据罗文洪回忆录《峥嵘岁月》等资料记载，1945年9月，琼崖独立纵队最后移交给盟军代表恩格洛斯中校的盟军战俘共27名，除了在崖县移交的美军中尉飞行员，其余26人(印度9人、澳大利亚7人、荷兰5人、新西兰5人)均在儋县(今儋州市)南丰统一移交。

2.98岁澳大利亚“海鸥支队”老兵难忘那段“海南故事”

“从集中营解救出去的时候，我是被一辆车载到镇上的中国医院，当离开集中营越来越远，我感慨万千。”98岁的澳大利亚海鸥支队老兵TomPledger，回忆起70年前在中国海南东方市被解救的那一刻，老泪纵横。

二战期间，263名在印尼战场被日军俘虏的澳大利亚“海鸥支队”士兵被关押到海南东方市的战俘集中营。约10名海鸥支队士兵不堪日军的残酷压迫和凌虐，从战俘营里逃出来后，在海南当地共产党抗日战士的帮助下，前往东方市老欧村，并加入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继续战斗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线。

其中两名“海鸥支队”士兵身染疟疾，加上长期在集中营生活造成极度营养不良，在二战结束前离开了人世。海南当地军民把他们像自己的亲人一样葬在了东方市老欧村。

今年5月，为筹备将于澳大利亚召开的第14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王胜率团访澳，向当地侨团谈及这段历史，表示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希望借助大会平台再现中澳两国人民经由战火建立起的深厚友谊，并委托维省海南同乡会理事何玮帮助寻找“海鸥支队”的幸存老兵和家属。

何玮立即发动广大旅澳乡亲，通过各种渠道多方寻找，终于找到4位健在老兵，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94岁，年纪最大的是98岁的TomPledge。经过70载，Tom仍对海南有深深的牵挂，应邀出席了第14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开幕式。

11月3日在墨尔本举行的2015海南文化澳洲行活动中，“海鸥支队”退伍老兵协会理事ChristineMoore女士带着父亲StanVaughan的故事来到现场。她告诉中新社记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维多利亚州吉朗成立了战后战俘团体，父亲StanVaughan常常带着她参加团体活动，所以她从小就知道父亲那段与海南有关的故事。

1985年，Stan随中国红十字会一起到海南寻找战友的遗骸。在Christine女士展示的照片中，有其父亲跟其他8名“海鸥支队”老战士到东方市八所的场景，他们找到了当时战俘营的地址。

时隔27年之后，Christine女士循着父亲的足迹来到中国海南东方市八所，因为“父亲跟海南非凡的历史情谊留在了这里”。

为纪念“海鸥支队”，中澳双方于2003年共同修建“海鸥支队”纪念碑，用中英文记述了“海鸥支队”的简史以及被俘士兵至中国海南的路线。在每年三月三和清明节，海南东方市老欧村村民都会按照当地风俗习惯到纪念园扫墓。

今年3月27日，澳大利亚总督彼得·科斯格罗夫及夫人来到海南省东方市老欧村，向矗立在这里的“海鸥支队”纪念碑敬献花环，缅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澳大利亚英烈。

彼得·科斯格罗夫对长期维护“海鸥支队”纪念碑的老欧村民表示感谢，他说：“我们还要感谢你们的先辈，在我们的士兵处于困难的时期，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虽然我们的民族文化、历史背景不同，但是一方有难的时候，我们能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