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第二战：清河之战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的抚顺之战只是明末辽东危局的开端，辽东本地明军虽遭受重创，但对于九边庞大的驻军数量来说，这万把人精锐的折损，还不至于伤筋动骨，但就在明廷手忙脚乱调兵遣将时，努尔哈赤却丝毫不闲着，仅仅过了三个来月，就再次卷土重来。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后金大汗努尔哈赤携两万甲兵，取道鸦鹘关南下攻清河，此关据《辽东志》卷三载 “为辽东东部扼要之险，一夫当关可扼后金西犯之路”，然彼时明军边防废弛，鸦鹘关仅有数十老卒戍守，后金兵不血刃便穿关而过。七月二十二日黎明，后金大军兵临清河城下，与此同时，努尔哈赤遣部将达尔汗率千余骑屯于抚顺城外二十里，一则牵制抚顺明军，二则防备其驰援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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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清河城内的明军兵力，据谈迁《国榷》记载 “清河守兵五千二百五十人，隶副将邹储贤；游击张旆自辽阳领兵三千来援，合八千二百五十人”，而《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六则记 “清河戍兵万有余人，器械窳败，粮饷不继”，二者虽有差异，但明军 “数量远逊后金、战斗力低下” 却是共识，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文武官员不忘初心，勤勤恳恳的贪腐下，清河“守兵所用弓矢多朽折，鸟铳十不存一。”能使用的火器仅余三眼枪数十杆，甲胄多为制作低劣的棉甲，远不及后金 “披重铠、持利刃” 的精骑。

除了守军不堪一战外，军事部署也很成问题，受限于兵力不足，彼时辽东明军主力十分分散：总兵麻承恩守开原，总兵李如柏驻懿路以盯防抚顺，副将贺世贤戍瑷阳堡，三者皆距清河有百里之遥。根本无法有效支援，盖因后金 “机动如风，善攻虚处。”明军在不主动出击的情况下，只能分散兵力，挨个防守边墙上的一个个隘口，而处处设防就等于处处不设防，但收缩兵力重点防守又意味着防线四处漏风，辽东明军就在这种纠结状态下迎来了八旗军的又一次猛攻。

正如《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所言 “明人处处布防，我则寻其空虚而击之”，若明军重兵集于清河，努尔哈赤必转攻开原或瑷阳，明军根本无法预判其主攻方向。

更关键的是，抚顺至后金都城赫图阿拉的道路，恰是后来萨尔浒之战杜松部的进军路线，清河至赫图阿拉之路则为李如柏部路线，麻承恩驻守的开原、贺世贤驻守的瑷阳，又分别是马林、刘綎两军的出发地，这些路线皆为辽东少数可通大军的要道，努尔哈赤久居辽东，对地形了如指掌，自然能精准找到明军防线的 “软肋”，而此次的 “软肋”，正是清河。​

清河城外多山地，游击张旆见状建议 “伏兵于山隘，夜袭后金大营”，副将邹储贤却断然否决，坚持 “尽兵入城，凭城固守”。事后不少人指责邹储贤 “保守致败”，但细究当时局势，此决策实乃无奈之举。

就在三个月前，总兵张承胤率万余明军援抚顺，在边墙外遭遇八旗军围攻，血战至死，全军覆没，据《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六载 “承胤遇后金于浑河，后金以精骑蹂阵，明军大溃，承胤战死，士卒死者数千，后金仅损二人”，后金只死了俩人应当是夸大其词，但双方战斗力的差距也是非常惊人的，彼时张承胤部装备远胜清河守军，布阵也未见差错，却在力战之后仍遭惨败；

到后面萨尔浒大战时，后金以6个旗的兵力 “仰攻萨尔浒山，明军凭山据守，仍无济于事，后金伤亡寥寥便破阵”，再加之夜战方面，后金 “惯于夜袭，士卒皆携火石，行军无声”（《满洲实录》卷四），杜松部便是在夜战中遭后金突袭而败亡。如此看来，张旆的建议 “看似良策，实则出城即送人头”，邹储贤 “凭城固守” 已是理论上最优选择，但能否奏效，还是要看明军战斗力。​

结果没有任何惊喜，后金和当初打抚顺一样，仅用半天便破城。攻城时，后金 “列板屋车于城下，车蔽兵士，昼夜挖城，城基崩”，同时 “以云梯登城，明军不能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城破前夕，已降后金的李永芳单骑至城下劝降，据《满洲实录》卷四载 “永芳呼储贤降，储贤立于城上，骂曰：‘汝为明臣，降贼苟活，何面目见我！’发矢射之，永芳乃退”。

城破后，邹储贤、张旆率残兵巷战，最终皆战死，八千余明军全军覆没。

后金拿下清河后，一如抚顺之例 “拆城墙、收粮秣，赏有功、罚怯懦”，随后撤军。就在后金破城当日，贺世贤为报复，率五千兵突袭后金新东郭寨，“杀女真壮丁七人、家眷百余人，焚其庐舍”；不久后，李如柏又抓住抚顺城外后金打麦场防备疏松之机，“杀七十余人，散其三百余众，获麦数千石”。​

战后，明朝廷大肆弹劾 “清河救援不力者”，李如柏、贺世贤因 “有报复之功” 得以将功补过，唯有麻承恩被追责，他被朝廷“削职为民，罚马八百匹”，可谓天价罚单，经此一罚，麻承恩 “家产殆尽，开原防务遂交马林”。

时人戏称 “麻翁失马焉知非福”，后来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开铁之战明军再败，辽沈之战又又叒大败，接替他的马林战死于开原，在清河之战蒙混过关的李如柏，在萨尔浒之战后受不了世人对他通敌的指责，自杀明志，贺世贤战死于沈阳，这个被炒了鱿鱼的麻承恩反倒能在家中 “为老战友烧纸”，而李如柏若泉下有知，恐怕也会悔叹 “当初将功补过个毛线啊！”​

不少人对宁远之战前后金的攻城能力存在误解，若说抚顺之战后金 “疑似用计潜入”，清河之战则是 “纯粹凭实力攻城拿下”，且耗时与抚顺之战相近。《国榷》明确记载后金 “以板屋车挖城、云梯登城” 的战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亦补充 “我军登城后，明军或逃或降，无敢拒者”，可见战车掩护与云梯攻城，是红衣大炮使用前后金的核心攻城手段。

努尔哈赤无论是否曾在明军中服役，其对明朝军事体系的熟悉程度毋庸置疑，《满洲实录》卷一便载其 “常遣人探听明边虚实，凡明军布防、将领优劣，皆了然于胸”，如此怎能不做足攻城准备？后来明朝动辄以 “内奸作祟” 解释败因，实则是 “遇事不究己过、一味甩锅” 的通病。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明军守城所用火炮 “皆为旧式碗口铳，威力微弱，远不及后来的红衣大炮”，据《明熹宗实录》卷十三载，来自欧洲的红衣大炮直至天启二年十二月袁崇焕守宁远时，才首次用于守城，“列炮于城上，后金攻城，炮毙甚众，乃退”，此前明军守城时威力最大的火炮除了大将军炮，就是一些仿制的吕宋大铜铳，威力有限，打打蒙古牧民和日本封建主的私兵还差不多，对付八旗这样高度组织化的野战军力有不逮，所以直到宁远之战前，明军实无有效御敌之炮。​

彼时辽东明军约六万人，后金 “一般军事行动出兵两三万，总动员可达五六万，但非关键战役不轻易总动员”（《清朝前纪》），清军入关前的总动员也仅萨尔浒之战、松锦决战、山海关之战三次。辽军人数虽多于后金，但抚顺、清河两战中，后金却能集中兵力形成绝对优势，抚顺之战后金出兵两万，明军守兵仅数千；清河之战后金仍出兵两万，明军守兵八千余，再加之后金 “士卒皆精悍，骑射娴熟”，明军 “多为募兵，未经训练”，战斗自然一边倒。​

明军两战皆处人数劣势，核心症结在于 “无法像后金那样集中兵力”。后金 “得城可弃，专务歼敌”，拿下抚顺、清河后可随意拆除城墙、放弃城池，以制造缓冲区；而明朝 “守土有责，丢一城则将领必遭弹劾”，正如《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八十一熊廷弼《敬陈战守大略疏》所言 “今边将畏罪，每城必守，兵力散于百二十余堡，备前则后寡、备左则右寡，处处皆备则处处皆寡”。

后世教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精辟指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而明朝恰恰在这一战略认知上 “屡栽跟头直至灭亡”。后金可灵活选择弃地或占地，从而集中兵力歼敌；明军却被 “守土” 的枷锁束缚，只能被动布防，最终沦为后金的 “猎物”。更可悲的是，明朝直至灭亡，仍未改 “失地必找人背锅” 的毛病，且 “锅越甩越重”，致使本应人数占优的明军，在攻城战中屡屡陷入后金的兵力包围。​

抚顺、清河两战后，后金更摸索出 “围点打援” 的战术 —— 利用自身野战实力强、明军 “不敢弃城” 的特点，通过围攻城池引诱明军来援，再于野战中歼灭明军。这一战术后来 “屡试不爽”，萨尔浒之战便是典型：后金先围抚顺，诱杜松部来援，再集中兵力破之，随后回师击马林、刘綎，明军四路大军皆堕其计中（《明史・杨镐传》）。​

许多人曾设想 “以游击战骚扰后金平民，削弱其国力”，这种想法实乃一厢情愿。此次贺世贤突袭新东郭寨，已是 “符合当时客观条件的极限操作”，他不仅带了五千精锐，还趁后金主力远在清河之机，且贺世贤本人 “骁勇善战，为当时明军战斗力天花板”（《明史・贺世贤传》）。即便如此，也仅杀百余人，若真如设想中 “派几人小分队屠村”，恐怕只会 “肉包子打狗 —— 有去无回”。后金 “部落聚居，壮丁皆习武，小分队根本无法立足”，这一点待后续谈及毛文龙时再详论。​

清河之战暴露的最大问题，不在前线将领，而在明朝中央。

首先，朝廷 “不切实际的严苛要求”，迫使前线 “处处布防、战术呆板”，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言：“天下之患，莫大于上下相蒙，而不知其弊之所在”，中央不知边事艰难，只知 “丢城必罚”，这一点像不像你们不顾实情，乱定KPI的领导[无聊]，在如此英明神武的朝廷指挥下，明军自然被束缚手脚，给后金留下可乘之机；

其次，朝廷对败仗 “不问缘由，只找替罪羊”，此次清河之败，远在开原的麻承恩 “根本无兵可援，却被削职罚马”，而《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七载言官弹劾麻承恩时 “仅言‘救援迟缓’，不问开原至清河三百余里、兵少路险之实”，足见中央对前线情况的无知；

最后，中央决策者 “多不知兵，却爱指手画脚”，皇帝、内阁、言官 “无一人懂军事部署，却凭臆想发号施令”——《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八十二叶向高《请罢边臣苛责疏》。

如此一来，明军一线将士 “本就战斗力不如后金，又处处被掣肘，这仗怎能打赢？” 反观后来明军的几次胜利，如袁崇焕守宁远、孙承宗守关宁锦，皆为 “中央无乱命，前线可自主决策” 的结果，这恰恰说明 “明军一线将领并非天生不如后金，只是被中央的‘瞎指挥’拖了后腿”，一旦摆脱束缚，他们亦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打出胜仗。​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朝一线将领为避祸，逐渐形成 “找补邀功” 的风气 —— 反正中央 “不知边事，只需获小胜便可掩饰大败”。此次李如柏袭打麦场、贺世贤袭村寨，还算 “克制的找补”，后来不少将领 “虚报战功、杀良冒功”，更有甚者 “与后金私通，只求自保”。这种 “投机冒功” 的做法，看似能暂时应付中央问责，实则 “损害明朝整体战略”，导致辽东防务 “积重难返，愈陷愈深”。​#兵者凶器#

截至清河之战，努尔哈赤已亲率大军走过赫图阿拉至抚顺、清河的路线，代善等后金核心将领亦 “熟知各条路线的难易、远近”（《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因此后来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判断 “明军主力必走抚顺路（因路最平坦）”，代善决定 “不分兵清河方向（因山路难行，明军难快速推进）”，并非 “神算”，而是 “基于对地理的绝对了解”。抚顺路 “平坦宽阔，可容大军快速行进”，清河路 “多山地，车马难行”，宽甸路 “最远且险”，这些地理信息后金高层了如指掌，方能在战争中 “快速决策、精准打击”。​

清河之战后，明朝才意识到辽东危局，急调马林、杜松、刘綎等名将率兵赴辽东，杨镐不再兼任辽东巡抚，改由周永春接任。至此，明军在辽东集结重兵，垂垂老矣的大明帝国开动起自己锈迹斑斑的战争机器，准备让这个白山黑水间崛起的蛮族武装好好感受一下大明的煌煌天威，调兵四方，议兵十万，这是自万历三大征以来，明朝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后金亦厉兵秣马，一场决定辽东命运的大决战，已箭在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