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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穆宗年间,长安城的宫殿里曾有过这样一场对话。新即位的皇帝懒散地坐在龙椅上,向台下那位以书法闻名的臣子发问:“笔何如能正?”
柳公权缓缓放下手中的紫毫笔,目光掠过案几上未干的墨迹。他比皇帝年长二十岁,脸上已有了风霜的痕迹。“心正则笔正,”他声音平稳,“笔正,乃可法矣。”
这话说得含蓄,却让年轻的君主突然坐直了身子——老书法家说的哪里是写字,分明是在提醒他如何治国。
那时的柳公权已年近半百。他出生在唐代宗大历年间,京兆华原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柳子温曾任丹州刺史,兄长柳公绰更是官至兵部尚书。他本可以靠着家族荫庇轻松入仕,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三十岁那年通过科举进士及第,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
在长安为官的几十年里,他经历了从德宗到懿宗整整七位皇帝。朝堂上风云变幻,牛李党争如潮水般起落,多少权臣起起落落,唯有这位以书法闻名的官员始终屹立不倒。
他的字确实好——与颜真卿并称“颜筋柳骨”,后世学书者几乎无人不临《玄秘塔碑》。但真正让他在波谲云诡的晚唐政坛站稳脚跟的,或许正是那份贯穿始终的“笔谏”精神。
他从不直言犯谏,也非阿谀奉承之辈。每当皇帝问起书法,他总能把话题引向为君之道。用笔要“中锋行笔”,他便说治国贵在持中;讲结构要“疏密得宜”,他便论及朝政需平衡各方。
这样的劝谏持续了整整五十年。从长安到洛阳,从校书郎到太子少师,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晚唐的暮色里点亮了一盏灯。
会昌六年春天,八十岁的柳公权在太子少师任上迎来了人生最后一个官职。三年后,这位历经八朝的老臣安然离世,留给后世的不只是《神策军碑》上铁画银钩的字迹,更是那个关于“心正笔正”的古老智慧。
直到今天,当我们在碑林博物馆里驻足于他的墨迹前,依然能感受到千年前那份温和而坚定的力量——最好的劝谏,或许就藏在一横一竖的笔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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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