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很多细节上有侯孝贤的影子。但最关键的那个特质，是属于舒淇自己的。舒淇在不同场合都讲过侯孝贤导演对自己的审美影响，尤其是聊《千禧曼波》和《刺客聂隐娘》的拍摄经历。所以一开始，我对《女孩》的预期是：它可能是一部“远观”的电影。大概率会像侯孝贤的多数作品那样，镜头常常停留在中远景，极少使用特写，克制窥探欲，跟人物、事件保持距离。

但《女孩》恰恰相反。有一半时间里，是角色面孔填满了电影画面。你会疑惑，怎么她们离我们的眼睛这么近？所以，即使《女孩》在很多细节上确有侯孝贤的印记，比如基隆乡下的稻田有风吹过，少年人在水边无所事事拾起石子打水漂……但偏偏在镜头距离，这个侯孝贤最具代表性的拍摄方法上，舒淇是反其道而行的。
她让镜头尽可能地贴近每个角色。叙事是在一个让人下意识放慢呼吸间奏的紧密距离下完成的，你能清楚看到演员眼睛里的血丝，脸上油光倦容，黯淡时，狰狞时的肌肉活动。
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距离是情感的显现，侯导的“天人”视角，对于《女孩》是不适用的，舒淇对小丽，是一个自己看另一个自己，一个我关切另一个我。一切拍摄时的心态，舒淇是全然把自己打开的。
这个半自传的故事，她必须投入十分的，充分的情感，才有可能完成。
舒淇必须靠近角色，这个距离是回忆的距离，浸入的距离，第二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距离，自我观照的距离。她完全没有保留。

《女孩》也因此也有很多超现实的元素。因为女孩小丽的源头不是社会观察，而是舒淇自己。为了从记忆深处、从情感的幽暗里打捞那个八十年代的台湾女孩，舒淇选择了一个近到疼痛的距离，她和小丽原本亲密无间，她凭她的眼睛和身体看待世界，也成全她的想象力来感知世界。这是亲密的自由（只有我知道小时候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如小丽再一次未吃早饭，从同学那里偷了一块饼干，侧着头趴在桌上吃下，似乎无人发现，但一只小鸟正在窗外看着她。
小丽和妹妹放学回家，妹妹在前面步上台阶，书包一开一盒，一只红气球在里面逐渐膨大，最终钻出书包飞向天空。这样的时刻是超现实的，但它所缠带的童年印象却是真而且真的。我们同时在看角色和导演的感受。也许观众无法窥测其中有多少来自编剧兼导演本人的私人记忆，但它的私密性无法否认。
对于舒淇来说，拍摄《女孩》是一个完全把自己交出去的过程。我相信看过的人都会认同这一点。 #佳片奇遇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