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索里尼逝世50周年。贴一篇L'Espresso关于他的文章。

标题：《帕索里尼，流行符号》（Pier Paolo Pasolini, icona Pop）
作者：保罗·迪·保罗（Paolo Di Paolo）

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导演。逝世五十年后，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声音仍在追问当下。而他的遗产——从戏剧到时尚，从音乐到街头艺术——依旧鲜活如初。

毫无悬念，他赢得了与时间的较量。葬礼那天，一个阴郁多雨的罗马初冬清晨，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在鲜花广场上，紧邻那座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的哲学家的雕像，在讲台前捶打拳头，惊愕而绝望地声嘶力竭。他几乎在咆哮：“随着帕索里尼的离去，我们首先失去了一个诗人。一个世纪或许只诞生三四位诗人，而帕索里尼将是那寥寥无几、真正重要的几位之一。”

事实正如他所言。帕索里尼确实成为了那“寥寥无几、真正重要的几位”之一，甚至对于那些并未真正读过他作品的人也是如此。每逢纪念之年，这一点都被反复印证：在那铺天盖地的追思、展览与出版活动中。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作家中，无人能与他的声望比肩——也许唯一的例外是伊塔洛·卡尔维诺，后者与他几乎同龄，并正好晚他十年去世。

帕索里尼曾公开写信，语气尖锐地对卡尔维诺说：“你，这么克制的你……”（tu, così sobrio）那大概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公开发言，话题是“奇尔切奥谋杀案”。他质问他，挑衅他：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世纪末，卡拉·贝内代蒂在论文《帕索里尼对卡尔维诺》中将二人并置：帕索里尼是感官的、杂质的、暴露的；卡尔维诺是节制的、理性的、“阿波罗式的”。一个热，一个冷；一个属于肉身，一个属于抽象。贝内代蒂与亚历山德罗·菲奥里洛合著的新书《帕索里尼：具象的思想》中再次回到这一主题。帕索里尼厌恶“没有肉身的思想”：“在他看来，抽象的思考只能导致半真半假的结果，它遮蔽了人们不愿看到的事物，并帮助人们‘安顿好自己的良心’。”

而过去半个世纪里，那些不断纪念帕索里尼的人，似乎也在试图“安顿好自己的良心”：他们赞颂他的勇气、他的先见、他的胆识，却大多是以同样的腔调，在政治或官方的场合，到头来显得空洞、甚至虚伪。

无论如何，“帕索里尼”这一符号，仍保留了他的肉身性；而“卡尔维诺”这一符号，则出于其自觉的创作选择，成为一种轻盈的、无形的存在。卡尔维诺早已进入学校教材；《葛兰西的灰烬》的作者（即帕索里尼）却更多是以偶然的方式抵达年轻人：课堂上被随意播放的《流浪汉》，或一场令人昏昏欲睡的纪念研讨会。但矛盾（抑或并不矛盾）的是：在街头，我们更容易遇见帕索里尼，就在抬头望向墙上涂鸦的那一刻。在罗马皮涅托区，他甚至被画成超级英雄，胸前写着那句永恒而被误解的宣言——“我知道”。

只需在网络上随手搜索，就能看到售卖帕索里尼形象与语录的T恤、海报、马克杯。黑底白字的那件上写着：“由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编剧并导演”；另一件上，他与玛丽亚·卡拉丝并肩。

这种身后的“商品化”，无法简单评判，但确实具有某种——姑且称之为“症候性”的——意味。不是坏事，这种想象中的生命力；但若论“帕索里尼产品”本身，恐怕无人能比他自己更犀利地加以评论。

毕竟，他的创造力本就蕴含了“持续存在”的条件。有人会说：真正让他与众不同的是死亡，而且是一场暴力的死亡。但那种死亡，他早已预感或想象过：“孤身一人，或几乎孤身，在古老文明废墟的旧海岸上——拉文纳，奥斯蒂亚，或孟买——没有区别……我会在那令人心碎的海光中慢慢腐烂，成为被遗忘的诗人与公民。”

被遗忘？并没有。因为他在世时，已是少数把创作视为“多重行动”的人之一。诗歌、文章、报道、批评、论文、戏剧、剧本、歌词——无所不写。他那部艰深而天才的遗作《石油》试图汇聚所有文体：纪实、抒情、幻想、情色，甚至原始的剧本草稿。他原本还打算附上自己全裸的照片，仿佛被偷窥一般。那正是贝内代蒂所说的“具象的思想”：既具象又裸露。暴露于世。

帕索里尼的身体永远越出书页——紧绷、有力、跳动。他那瘦削的脸庞，那双深暗而锐利的眼睛。无论是生前的肉身，还是死后在奥斯蒂亚水上机场拍摄的那组恐怖照片，都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无法抹去的影像。它们既阻碍、又催生了新的解读，使帕索里尼的作品与人生几乎被化为谚语式的象征。于是，“勇敢的知识分子”这一空洞说辞被一再重复，却鲜有人真正理解：若将他那种挑衅精神置于现实语境，它依旧能令人不安。

然而“流行化的帕索里尼”往往被简化为几种方便的标签：反消费主义的先知、反资本主义者，甚至被右派硬拽进自己的神龛中，称他是“反堕胎者”或“站在警察一边的人”。荒谬至极。

“我想在Italia Uno的黄金时段看到帕索里尼”，意大利当代乐队Pinguini Tattici Nucleari在歌中唱道。但或许他们的听众不知道，帕索里尼生前确实上过电视，只是他会提前告知主持人（比如恩佐·比亚吉）：我会在发言中自我审查。比亚吉紧张地问为什么，表示愿意让他说尽一切。帕索里尼回答：“因为如果我真的说出全部的想法，那将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种“不可能”，被流行版的帕索里尼驯化或掩盖，可时至今日依然需要我们面对。正如巴西–米兰民谣摇滚乐队Selton在他们的讽刺歌曲中反复吟唱：

“而对于所有那些认为
这首歌毫无内容的人——
帕索里尼，帕索里尼，帕索里尼，帕索里尼，
帕索里尼，帕索里尼，帕索里尼，帕索里尼。”

那种“可能的不可能”，并非空洞的回声，而是帕索里尼以一连串惊人的（几乎达·芬奇式的）行为为自己划定的精神边界，是一场思想与肉身并行的冒险。在其中，一切确定性都被击碎，没有什么能安慰我们。作为读者或观众，我们不会被取悦，不会被顺从，不会被安抚。因此，看到像“我们怀念帕索里尼”这样的句式，甚至被做成社媒上的话题标签，我总是忍不住想笑。

帕索里尼不可能真正被“我们怀念”。因为我们向作家索求的，往往正是他拒绝给予的——安慰。如果他在世，半个世纪后听到这些纪念口号，或许只会让发帖的人感到迷茫、震惊、甚至愤怒。

最后，让我们作一个想象。时间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确切地说是1962年。你或许会拿起一本当时的政治文化周刊《新道路》，或许甚至会写信给帕索里尼——那时他是意大利文化界最受争议、最中心的人物之一——谈谈萦绕你心头的重要问题。就像一个名叫乔瓦尼·佩蒂的20岁学生那样，他写信给帕索里尼，谈论一个既具体又普遍的主题：青年与爱情。

他是个天主教徒，坚信年轻人需要被“教育去爱”，学习情感与利他。他抱怨爱情太轻易，“互相喜欢、互相抛弃”，太多“未经教育的本能”，那并非真正的爱，而只是替代品。他强调订婚的重要性，认为那能让爱情更“有道德”。

帕索里尼回信。他说，他仿佛已经认识这个年轻人，知道他的一切：“谁知道我多少次从法吉街走过你的邻居家门前，穿过你朋友成群的小广场，在那阳光灼人的森托切莱街区，望向夸尔蒂乔洛与戈尔迪亚尼贫民区！”

然后他将笔锋一转，揭穿对方“反从众的从众”：

“你在信中所做的一切，只是不断重申你自以为的优越——一点点的经济优越，以及巨大的精神优越。对面是那些‘粗俗的人’，你觉得他们粗野、单纯、暴烈或没教养。你想给别人上一堂课，主题是：对于一颗美好的灵魂来说，到底什么是爱？

‘美好的灵魂’是你自己的。我要告诉你，我的基督徒孩子，你在无意间犯了傲慢之罪。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要负多大责任？哦，非常大。”

在附言中，他又写道：“一年后再给我来信吧，那时你会读得更多，想得更多，也许更懂得去爱。”

“再见吧，”他似乎在说，“再见，美好的灵魂。”
也似乎在对我们说：“再见，美好的灵魂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