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说，在他接受日本人邀请、跑路去中国东北之前，他曾利用自己的关系在社会上打烟幕弹：“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髯公的，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我，他这时也跑来打听。我极力地否认了，他于是在报上又替我辟谣”，结果在报纸登出消息的同一天，溥仪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

这个“刘髯公”只是笔名，这人原名叫刘学庸，武清县杨村镇人，回族，手下有家报社叫《新天津报》。
此人早年就是个天津青皮，先替法国人当密探，而后与人合资办报社，文化水平并不高，极嗜好吸大烟，有报社对他的宗教不敬还纠集过一群流氓上门打砸。
但他对于流量有着异常的敏感度，最早靠着骂各路军头吸引眼球，而后又专攻各路戏曲人物小道消息，从评书连载到时事评论，无所不包，什么内容能引流就在报纸上发什么，最后《新天津报》竟然能成一家员工上百人、月入万余元的“大报”，这能力搁现在在微博上也得是个时事博主。

后面看到了他的结局。
七七事变之后，刘髯公专注于在天津四处为逃难而来的百姓张罗安置事宜，然而这时日本特务机关根据新闻界败类向日本宪兵队所提供的秘密材料，已知刘髯公和《新天津报》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准备制服他收下当狗。并为他定下三条“罪状”：
1.过去一贯宣传抗日，与日方为敌。天津沦陷前，《新天津报》报道战事情况非常激进，常有煽动民众起来抗日的词句。
2.拒绝参加伪政权，拒不出任伪职，表示了坚持不合作的态度。
3.给刘髯公编了一个“国民党地下抗日宣传组长”的头衔。

刘髯公并不知道日本特务已经布置好要逮捕他，仍然大摇大摆地坐自己的汽车从意租界《新天津报》馆出门，过万国桥(现解放桥) 时遇到日本宪兵在桥头设卡，刘髯公一下车就被特务抓获，当即送到宪兵队。
刘脾气暴躁，也从未受过这种待遇，嘴里不住地谩骂，随后遭到日本人的酷刑毒打，腿被打折。日本特务连轴对他审讯几堂，皮鞭抽打、轧杠子、上电刑，最后把他投入水牢。
过了一段时间，日本人又“以礼招待”，向他提出“中日合作”，他便在刑房大唱京剧《宁武关》、《骂曹》、《骂毛延寿》，狂歌痛骂日本人，日本人便将他再押入牢房。此时刘髯公的腿已骨折，内脏也受重伤，最后水米不进了。
他的家属四出托人，瞒着刘髯公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条件，刘获释回家以后，因受酷刑，呼吸困难，身体也不能活动。每日躺在床上唱着自编的戏词，最终医治无效去世。
临终前，刘髯公已剩下一具骷髅，仍嘱家人，不可按日人要求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