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萍事件”水落石出一周年》

去年的今天：2024年，8月95日，舆论场沸沸扬扬的“数学天才少女”事件终于水落石出了。

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舆论场上接连上演了两场令人迷醉又令人不安的公共神话：一个是数学竞赛中神兵天降的“天才少女”姜萍，另一个是被封为“爱国资本家、人民企业家楷模”的宗庆后。前者在赛事违规和造神崩塌中草草退场；后者则在去世后被无限拔高，直至他在美国的私生子们站到聚光灯下时，才让沉溺在“爱国资本家”幻梦中的人群仓皇四顾。这两件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共用同一种社会心理算法——一个高度情绪化、碎片化、被结构性焦虑驱动的社会，急需从天而降的偶像，来替它遮蔽那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教育资源稀缺、阶层固化、资本剥削、权力压榨等等。

姜萍事件被包装成一个服装设计专业少女凭借天赋闯入全球数学竞赛决赛的传奇，但后续调查表明，其赛中获得了教师协助，违反了基本规则；宗庆后则被塑造成一个终生无休、住在旧厂房、不为家人置产的“白手起家企业家”，但无论是员工待遇，还是宗家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都远不如这幅画像那样完美无私。更吊诡的是，公众在面对这两起事件时的反应几乎一致：在神话高涨期，理性被群情击碎；而在神话崩解后，人们却更多羞于承认自己曾被轻易愚弄。

这一轮又一轮“神迹叙事”的本质，并非关乎某个特定人物是否真诚、是否优秀，而在于：它通过制造“个体偶像”，来替代“制度性回应”。寒门子弟要靠阿里巴巴举办的开放赛道来“逆袭”，仿佛教育体制的系统性压迫一朝得解；民营企业家要靠节俭与勤奋博得“人民资本家”的称号，好像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利益矛盾就此和解。偶像的功能，从来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把问题个体化、情绪化，并转移公众对结构性权力的批判视线。

赫伯特·马尔库塞提出了“单向度的人”这一概念。所谓“单向度的人”，是指在高度技术化、消费化、信息操控化的社会中，人的批判性与反思性被全面钝化，逐渐只能按照预设逻辑、单一路径去理解世界。这种人不再追问“叙事从哪里来”“谁是受益者”“结构性矛盾如何运作”，而只是接收、感动、转发、陷入“站队”。平台不再是信息的中介，而是情绪的工程师；媒体不再是监督者，而是造神流水线上的发动机。至此，我们不再拥有公共判断的能力，而只是一次次完成被设定好的“感动”与“愤怒”。

所以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房间中的大象。去年的通报呼吁“对未成年人给予包容和爱护”——说的没错，我压根也不关心姜萍，她一个人闹不出这种阵仗来，她老师王润秋的责任都比她要大。

我们关心的是阿里巴巴该如何问责？吃流量吃得不亦乐乎的新闻媒体该如何交待？

当时阿里巴巴靠炒作姜萍赚足了名声，还顺带冲击了一波我国教育体制，更割裂了性别、学历、城乡矛盾，现在总不能就这样“轻轻放下”吧？

去年网红猫一杯因为编造了小学生扔作业的事件，被全网封杀。那么阿里巴巴达摩院涉嫌造假，难道就这样平稳落地了吗？难道真的“刑不上阿里巴巴”？

在姜萍横空出世的那两个月里，我在各个平台发布质疑阿里造假的内容全部被删——微博、微信、抖音、B站、小红书等等，无一例外（详见下图5-7）……原因很简单，阿里巴巴成功把诸多权威媒体一起拉下了水，让它在舆论场上有了护身符、保护伞——你这不是打阿里巴巴的屁股，你这是打黄老爷的脸。

所以这件事在愚弄了所有人之后“高高拿起，轻轻放下”，只能让人感慨：只要能把所有人都拉下水，就可以平安上岸。

达摩院办这个数学竞赛，原本是一项学术品牌工程，属自我造血与精英筛选的工具。但当“中职少女夺第12名”的标签浮现，他们立刻意识到——比起展示技术深度，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更能为平台赋予公共性，进而抬升品牌在政策话语场上的议价能力。于是，一场被“偶然发现”的新闻，迅速被打造成全民共识的奇迹——一个关于“体制以外，天才自生”的新神话。

这种神话的核心功能，不是表扬一个孩子，而是为资本平台夺回叙事权。在学历、性别、城乡等社会分裂加剧之时，它借助一个被精心挑选的“边缘样本”，完成一次情绪灌顶式的操控。让所有人相信，即便体制无情、资源不均，也还有阿里达摩院这样的“救赎之手”——你不需要高考，只要参加我们办的比赛，就能改变命运。这不是教育公平的胜利，而是平台逻辑对公共情绪的一次精准收割。

如果说阿里巴巴为这场叙事提供了入口与平台，权威媒体则为其涂抹上了不可置疑的合法性。主流媒体在事件爆发初期几乎一致地使用颂扬、鼓励、奇迹般的修辞，无一进行最基本的“事实还原”与“规则核验”。在学界与部分理性公众提出质疑时，这些媒体又开始回避进一步调查，放弃对自己初始报导责任的追溯。

这是近年来屡见不鲜的“全景协同制造”：商业资本提供叙事原料，主流媒体完成洗白加持，自媒体平台负责情绪渲染与话题扩散，平台算法通过“正能量”倾斜流量，直到事件成为全民共识——而一旦事实反转，则由系统性沉默来完成集体免责。没有人需要为最初的过度宣传、选择性报导、删帖封号、打压质疑承担实质性责任。因为所有人都已经下水，没人愿意把自己拉出来暴露在岸上。

在这场“公共梦境”的建构过程中，权威媒体成为了最主动的“传教士”。他们为何甘愿扮演这个角色？原因不复杂：首先，这场话题高度“政治正确”——寒门、女性、数学、拼搏、青春，任何质疑都会被看作冷血、狭隘甚至“反人民”；其次，平台与媒体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使得许多报道早已丧失独立性。对这些媒体而言，只要能搭上热度、获得平台扶持，事实与证据可以适度“延后”；当质疑发生，他们也有办法选择性失语，任凭时间将责任稀释。

这构成了舆论操控的“温室生态”：一套以企业为发动机、媒体为扩音器、算法平台为护航舰的神话流水线，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全民幻觉的生产与封闭式维稳。

此后，即使真相水落石出，也不过是一纸“管理疏忽”的轻飘通报。没有人负责，没有人追责，因为大家早已下了水，谁也不敢把水搅浑。

事件最终的结局近乎荒诞：指导教师受处分，赛事主办方致歉，阿里继续装死，媒体悄然删文，姜萍不再出现。一切仿佛都处理了，却又什么都没发生。

我们应当正视，这就是自罚三杯式“免罪系统”的精妙运作：只要造神者能把足够多的权力节点拖下水，那这座神庙即便塌了，也只会悄悄回填，不会惊动结构本身。没有人需要交代“是谁设的规则”“谁在审核参赛资格”“谁在推动全国转发”“谁在压制质疑”，因为这些问题都比“感人故事”要复杂得多。

当一套制度设计允许虚构者全身而退，而只让被虚构的孩子承受争议与后果，这就不仅是一次道德失败，而是整个机制的问题。

这次事件唯一值得表扬的，就是各大高校守住了自己的底线。姜萍刚刚火的那两天，从主流媒体到自媒体，频繁地骚扰各大高校，让他们“特招”姜萍。有些名校没有给出肯定消息，还被网友网暴。

我就说很多网民都很蠢，都不清楚自己的利益在哪里。企业举办一个比赛，有人拿了名次，央视、人日报道了一下，那名校就要特招，假如这个口子一开，你猜这损失的是谁的利益？

这次阿里巴巴办一个数学竞赛可以特招，明天腾讯办一个艺术比赛，后天拼多多办一个商业比赛，难道都要“特招”吗？拼一刀进浙大了家人们，还差99.99%就能实现进名校的梦想了，快拉你亲朋好友来吧！

假如姜萍同学想通过“特招”进名校，这就必须要经过“质疑”，她也必须要“自证”自己有这个能力，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她本人，更关系到千千万万平凡的学子，更关系到我们教育体系的公平性、权威性。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很多网友给块骨头就流口水。阿里巴巴和媒体暗中炒作给名校施压，想开特招的口子，是因为这口子一开那些人真能安排自己孩子进；你冲名校让他们特招姜萍，是因为你是纯傻子。

姜萍上浙大=你上浙大是吧？张文宏给你点个赞。

现在这些垄断公司、大媒体操纵舆论的手段真厉害，想制造一个热点话题，马上铺天盖地遮天蔽日。结果质疑声渐起，马上抽身降温。大家看几天过后姜萍还有几个热搜？

最开始的时候媒体可高兴坏了，终于不用天天发“南方小土豆”了，巴不得姜萍一天上十个热搜，kpi杠杠的。结果忽然就不讨论了，前两天参赛选手联名质疑也没有一点消息。

“姜萍事件”——或者叫“阿里数学竞赛事件”不了了之，是对所有人的嘲弄。真的，当年宗教都没有这么厉害。

主：6

我们还可以更深刻地反思这个事件：我们社会呼唤寒门逆袭，因为寒门很难逆袭，而资本和媒体恰恰抓住了这一点，所以喜欢塑造寒门逆袭的偶像，仿佛他逆袭了就等于你逆袭了。

今天的“寒门贵子”故事之所以有传播力，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隐隐意识到，依靠高考改变命运的那扇门并未关闭，却早已变得拥挤、狭窄、筛选机制越来越偏向熟练掌握规则的人，而不是最具潜力的孩子。在城乡鸿沟、教育资源不均、代际贫困难以打破的大背景下，“姜萍”式的神迹提供了一种心理安慰：你看，只要够努力，即使学的是服装设计、来自中职，也可以打败一众天之骄子。这种“他逆袭了就等于你逆袭了”的投射心理，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性自我幻觉，是对结构性困境的一种情绪逃避。

阿里与媒体并不傻，他们很清楚公众对公平、教育、出身的集体焦虑。他们也知道，这种焦虑不能被解决，但可以被利用。于是他们塑造出一个完美样本：性别正确、出身边缘、成就耀眼、形象朴素，足以安抚所有对“阶层上升天花板”的愤怒。他们没有为教育公平提供实际解决方案，却以“看，奇迹发生了”掩盖了制度分配的真实失衡。在这场资本制造的叙事中，“成功者”越罕见，“奇迹”越动人，而大众也越容易把问题的责任从制度转移到个体——仿佛失败不是结构压制，而是你不够努力。

正如上文所述，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公众已经被训练得越来越不会质疑叙事的本身。我们被一连串“寒门少年登清华”“农家女孩获全奖”的故事感动得习惯了，只剩下不断等待下一个姜萍降临，以此为生活注入些微意义与希望，却再也不去追问：为何这些故事总是那么少？为何这些人总被当作符号使用？为何不是结构在改变，而总是个体在被牺牲？在这个意义上，姜萍不是一个犯错的少女，而是被消费、被利用、被提炼成“天才人设”的符号资产。

我们应该怎么办？要摆脱这场精神炼狱，并不需要成为脱离世界信息的隐士，而是要重新学会独立思考与结构性反思。当下的社会，不缺新闻，不缺热搜，不缺“破圈个体”，缺的是那种面对全民狂欢仍能站在角落里冷静发问：我们为何需要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谁在讲？它遮蔽了什么？如果你总是陷入一轮又一轮的情绪剧场，那你并不是在参与公共讨论，而是在被流量算法当作观众、话题、流量本身的一部分——你只是那套幻觉机器上另一颗不起眼的齿轮。

我们不可能每次都抵御幻觉，但我们可以拒绝成为它的永久用户。在这个被碎片信息与造神工程包围的时代，保有批判性地理解社会的能力，或许是我们能留下的最后一点尊严。不是为了反对谁，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我们要保护思维的独立性与人格的主体性，这是在流量与算法时代重中之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