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定海籍工程师回忆参与建造国民党岱山军用机场的经过

三、撤退前夕

大约在撤退前三天晚上，供应中队电灯通宵未关，因为相隔稍远，故听不见什么声响，韩家余亦未疑心有变故即将发生。

第二天郑工头来问他，昨晚机场上存放的炸弹，均往登陆艇搬运，不知何故？

韩说没有这回事吧。

郑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他的邻居，昨晚有人去搬过，所以知道的。

韩家余当时以安慰语气说，可能是转进，运到别的地方去用，亦不一定。

当晚供应中队电灯，仍是通宵达旦。

第三天晚餐时，突接通知，晚上八时全体去处长室开会。

平时开会，一般是不点名的，这次例外，忽然点起名来，原来这次开会，是召集去台湾的人。

韩家余是定岱雇用人员，所以名单上独少他的名字。

高副处长在名册上加上了的他名字，最后宣布说：“岱山造机场，其目的，原拟作为重要基地，所以现有设施，距离目标尚远；最近，因制空权关系，只能改为前进基地，故现有设备，业已超过许多，可能随时奉命撤退，你们现在照常工作，勿要轻离本位，倘有必要离开，必须留下去址，以便派人找寻，否则无法找你，只能将你留下，勿怪我言之不预也。”

是晚，供应中队，仍是灯火通明。

那晚，韩家余破天荒忽然患起失眠症来。

十二时许（五月十五子正）一个姓王的督察轻轻推门进来，推醒王股长轻声说：“王股长，你第一批。”又向陈良宏说：“你是陈良宏么？你第二批。”逐即离去。

韩家余因生平从未受过军事训练，因此感觉很奇怪：什么叫第一批？什么叫第二批？为什么没有我的？环绕脑际，更难入睡。

到了深夜三点，王督察又复进来，轻轻推醒王股长，催促其立即起来整顿行装。

王股长走后，陈良宏在床上转身，韩家余问他有否听见？答有，一边说着一边起来去见高处长，回来后亦卷起铺盖来。

于是韩家余亦去见处长，请示他怎么办？处长问他台湾有无保人？他答有振鹒叔在。高处长就说那你第二批走。

后来韩家余又求见，因为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处长答应补上，直至名单改正后，韩家余始安心入睡。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高副处长早已率领第一批撤退人员飞走了。

第二批撤退人员，由另一名副处长王志刚率领。当时韩家余因怕时间来不及，故放弃了去大窔取物之行，并借到王副处长军服一套，以便整装登记。

因为每人限带十五公斤行李，所以韩家余将不用的毡毯，新做的四幅川缎面子棉被，大棉袄及所换下的西装等均交给新福记监工带往大窔，托房东一并保管。

第二批飞机，于下午一时许到达，二时余起飞。这是韩家余生平第一次坐飞机，感觉除升降犹如搭电梯略感不适外，中途虽略有颠簸，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

四、到台后话

到达台北时，已是下午五点左右了。当晚他们住在衡阳街山梅旅社，在状元楼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即行休息。

第二天早晨阅报，才知道国民党在舟山的党政军十余万人马，已于这几天全部撤退来台了。

过了几天，韩家余得到后撤者消息，说撤退时，岱山机场跑道，均遭破坏，所有营房亦均付之一炬。

韩家余闻到此讯，伤心几至泪下。九个多月，夙兴夜寐苦干，千要好，万要好，不知化了多少心血，想不到完工不久，难逃祝融之数，“能不使我痛心疾首而兴浩叹耶？”

到台不久，因韩家余是定岱雇用人员，发了他半个月饷银后，就被解散了。

韩家余对此非常不满。他说：照说我在岱山机场也为国家流了不少汗水，不无微劳，应该不算“义士”，也算是“义胞”了。又撤退时，与我同样随军撤退来台的舟山同乡，确实不在少数。除被编入正规军，退伍后尚可称为荣民，享有荣民优待外，其余随军来台同乡均得不到政府的照顾，反不及港澳及大陈难胞，享受到国家的特殊优恤，实在是天大不平之事。

他在文中感慨：我们现在年岁都已老了，病痛亦多了，国家和社会，虽不断有征求人才，但我们因年岁关系，均被拒于门外，纵爱国有心其奈报効无路何？

若干单身来台者，又无妻室子女照应，一有病痛，如要住院，动辄数千元，而且均须现付，不如港澳及大陈来台难胞，可由大陆救总为其记账，为其负担医药费的半数。

同样是“难民”与“义士”，我们舟山来的处处不如人家！所奇怪的，我们同乡，也竟没有人出来喊怨，由此也足见我们舟山人的善良本性了。

文章最后他呼吁：走笔至此，顺便一提，希望政府主管当局，尤其是蒋院长经国先生去定海多次，对舟山情形最为了解，希望能够注意及此，赐予补救改善。

在写作此文二年后，韩家余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没能再回到他日思夜想的故乡舟山。

安息吧，韩家余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