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写一篇大稿，是关于几位现代文学史上的重磅级作家与他们在香港的生活轨迹，我选了三个作家：张爱玲，许地山和萧红。本以为萧红最好写，毕竟我研究过萧红，还发过论文，但最后发现，写萧红在香港最难，是那种因为她的艰难而感到的艰难，从而产生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感觉。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进攻香港，当月28日，攻占全港，香港沦陷。许地山在那之前就去世，张爱玲虽经历过，但毕竟那时还是学生，年富力强，且得到了港大的有效保护。最惨的是萧红，已经病得岌岌可危，那短短的20天里，先是从九龙坐小船到港岛，躲在思豪大酒店，没几天，思豪被攻占，又躲到告罗士打酒店，又没几天，告罗士打也被攻占，再次躲到士丹利街上的时代书局书库。四面都是流弹，靠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两个人拿床单做成一副担架，抬着她在枪林弹雨里四处躲。好不容易到了12月底香港沦陷了，仗虽不打，医院却被日军全面接管，所有的好医院，医疗设备和药物都变成军需品，病人统统被扔在街上。萧红1942年年初先在养和医院做手术，手术失败后被转到玛丽医院，在当时都是最好的医院，没想到玛丽医院没几天就被日军占领，只能转去法国医院，半天不到，法国医院又被占领，医生只能送她去当时的圣士提反女校，说是那里有个医疗站，其实哪里有医疗条件，仅有一些废弃的桌椅和破床而已。刚做完手术的萧红，喉咙里还插着铜制引流管，就这么死在圣士提反女校的床上，身边只有端木和骆宾基两个人。死后因为端木自己也需要尽快转移，只能匆忙将萧红火化，骨灰分成两份，一份埋在浅水湾海滨浴场附近的丽都酒店花园里，另一份埋在圣士提反女校的后山上。直到1957年，丽都酒店施工方要开辟儿童浴场，才挖出萧红的骨灰，迁移至广州下葬。而埋在圣士提反女校的那部分，由于只有端木本人知道具体位置，所以一直想着去趟香港，却被内地各种运动所阻，等八十年代人到了香港，已是四十多年后，女校后山的地形地貌早已发生变化，骨灰掩埋的具体位置再也找不到了。所以时至今日，萧红只留下半盒骨灰。

前几天，我另一个帖子下面有很多讨论，大家普遍认为民国时期最好的两个女作家是张爱玲和萧红，这我基本是认同的。两者都负有天才，但从人生之苦难的程度上说，萧红确实更加不幸，而这也使她的作品更加沉重，更直击心灵。作家本人的亲身经历，她最真实的生命体验，其实是很重要的，是不能同她的作品分开的。她不能做到自己是这么活，却那么写。在这个意义上，萧红的作品虽然在技术上，完成度上可能都不如张爱玲，但这并不影响她的作品直击人心。甚至，正是技术上的稚拙更让她可以直击人心。我的稿子的最后几段，因为不忍写，拖了很久，今天才完稿。想起许鞍华的《黄金时代》，在最后部分虽然已经是竭力在表现萧红于香港沦陷时的那种惨状，但仍是不够。艺术，也是有其不能及之处的，人生的苦况可以使作家的写作更沉重，然而作家的写作却不见得就能道尽人生的苦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