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导演、大编剧，这次是真的“社死”了——死在他们自己的傲慢与偏见，死在他们没看清这片土地的底色。

先问一句：在中国，你见过几个对自家保姆“百分百满意”的雇主？

答案几乎为零。无论给多高的工资、多好的吃住，雇主们总会发现：保姆“不够贴心”“不够感恩”，甚至“得寸进尺”。他们困惑：我待你不薄，你怎么就不领情？

隔着一条深圳河，香港人把答案写得很清楚：菲佣住两平米保姆房，不坐沙发、不上饭桌、月休四天，育儿做饭打扫卫生一肩挑，夜里带娃睡也不另收费，月薪六千港币，照样任劳任怨。同样的工作量，放到深圳，住家保姆七千五起步，还得单独卧室、同桌吃饭、水果零食“随便拿”。待遇大幅提高，却极少听到“感恩”二字，涨工资的要求倒年年准时。

差别不在人，而在土壤。

内地保姆心里始终有一句话：我是保姆，你是老板，但人格上我们平等。雇主们嘴里也认同，心里却别扭：怎么就不能“听话”一点？

这片土壤，1949 年以后就被深耕了一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写进了课本，农民起义的章节比帝王本纪还长。革命、平等、反抗压迫，成了几代中国人的出厂设置。哪怕学历不高，也听得懂一句硬邦邦的大白话：谁也不比谁低一头。

于是，
内地保姆是有自主意识的“人”，
而菲佣，只是人形的碳基智能机器。

大导演、大编剧浸淫港式权贵文化太久，把古二当成了“碳基菲佣”——仆人就该像机器，按指令运行，哪有资格生气、录音、反击？第一波录音曝出时，他们依旧昂着下巴：仆人也配谈条件？结果，古二把“核弹”扔进舆论场，完成一次“庶民的复仇”，成为了影视圈的赛博黄巢。

社死的不是他们的名声，而是那个旧时代的幻觉：以为自己真的可以当主子，以为“小人物”永远只能忍气吞声。

别忘了，这片土地上最古老、最恒久的旋律，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要是再把中国人当成无声的背景板，历史就会再一次用最戏剧的方式提醒他：

——这里，没有人天生跪着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