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纽约新市长要在纽约冻结房租说一些关于福利经济的话，限于西方发达社会语境：

所有企图通过对经济的微操作在某一有限地域、有限方面惠及穷人的规则都极有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资本的流动比人的流动方便。穷人的问题是贫贱不能移。唯一真正能够惠及穷人的，是普遍、同一标准地增加累进制税。换句话说，政府的经济微操作能力都是苏联计划经济委员会级别的，微操这么精细的事就该交给市场，若要兼顾福利就统一尺度地累进征税（或全民基本收入）。根本原理在于：针对性地调整市场内任何定价（或任何规则赏罚）都会颠倒某些机会成本的高低顺序，极易在意料之外粗暴地扭曲经济行为；然而同·比·例·地增减整体贫富差异（或法律整体赏罚强度）其实只影响社会心理接受度，在表达为逐利行为时其实是一样的。这也可视作 “社会主义” 和 “高福利资本主义” 在性质上的区别，后者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中间过程都不加干涉，只在最终分配端套个高福利buff。

我们时代的累进制税继承自半个世纪前的那种中产阶级占大头的橄榄形社会，其主要税源是中产。这不仅不适用于2008金融危机后的1% vs 99%社会，更不适用于后疫情的0.1% vs 99.9%社会。西方富豪奉行的 “买借死” 策略（不知道的可自行搜索）中，最变态的是 “死” 不仅不用纳遗产税，还能把资本利得税清零，这完全就是过时规则留下的bug，须尽快修复。然而top 0.1%的全球移动能力太强了，只有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联合起来才能杜绝这个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