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自由主义的道德支柱究竟应如何重建？完善主义在道德相对同质化的十九世纪赋予了自由主义强劲的生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直接适用于二十一世纪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彼时，自由主义的道德维度建立在相对稳固的共识之上，但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已使得道德共识的重建变得异常困难。如何在价值多元的背景下避免道德相对主义陷阱、又如何在不陷入道德专断的前提下确立规范性判断，则是比学者在书斋中的倡议更为棘手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主义的道德承诺经历了某种程度的“稀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如卡汉所言完全放弃了自身的道德支柱。与其说自由主义抛弃了道德维度，不如说它试图在高度多样化的社会中寻求最广泛的合法性，从而调整自身的道德立场。

而另一方面，美德本身也需要限度：历史经验表明，无数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的支持者曾以“道义上的必要性”和“政治上的紧迫性”为理由为残忍与暴力辩护，甚至推动暴力行为的实施，美德从而成为更大恶行的温床。即使不存在国家层面的不容忍和压制，援引密尔的理论所言，个体仍然可能遭受来自“社会权威”的非正式道德规训所带来的恐惧感，而这或许将使得完善主义的自由主义既无法提供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包容性，也难以维持其自身的稳定性。由此观之，二十世纪自由主义者的思想遗产或许并非单薄而过时，而是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被认为由“薄型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冷战时期，同样有着诸多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强调道德责任、对话精神和自我怀疑，既拒绝极端的现实主义，也警惕道德完善主义可能带来的专断和压迫。例如，雷蒙·阿隆在《论自由》中便认为，思想自由和民主程序不仅是对绝对权力与专制的反抗，而且同样可以提供塑造个体理性与崇高品格的机会。阿隆指出，自由主义希望塑造的，并非本性发生根本改变的“新人”，而是“使制度具有生命力和变得美好的一种人——对于他遵守其法律和揭示其缺陷的社会来说，他是自由的。他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如有必要，他就能要求和获得探素真理和灵魂得救的权利”（雷蒙·阿隆：《论自由》，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118-119页）。今天，这一思路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自由主义必须重申其道德支柱，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复刻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版本，也并非诉诸道德至上的权威性，而是通过制度和法律的力量，赋予人们塑造理性和道德的空间；以开放性、包容性和实践理性为原则，使自由主义成为一种更能够提供价值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生活方式。

在如此宏大的历史脉络中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显然并非易事。卡汉在书中展现出对历史及理论整合的驾轻就熟，但其“恐惧驱动”的诠释范式仍难免存在某些视角上的局限，尚可进一步探讨。例如，卡汉虽然敏锐地指出了“恐惧”这一自由主义的原动力，但是否多少低估了自由主义演进中的积极驱动力？自由主义并非仅仅是对狂热、专制、暴力等等的防御性反应，它同样包含着对人类自我实现的信念以及对创造性个体生活的积极追求。例如，在卡汉最为看重的“自由主义1.0”阶段，贡斯当、密尔与托克维尔等自由主义思想家，便并非仅仅以避免恐惧的消极方式建构自己的理念，更致力于建设一个为创造性的个体生活奠定基础的现代社会。尽管卡汉在强调“恐惧”之余，也提到历史中不同的恐惧所对应的“希望”，但他所阐释的“希望”始终由恐惧所定义，显得偏于消极而力有不逮。

罗森布拉特的研究提醒我们：自由主义政治不仅是有限的、消极的，恰如其词源所示，自由主义也是慷慨的、宽宏的、丰富的。在这一点上，“安全”维度的引入，或许可以为之提供必要的补充。在自由主义思想谱系中，“追求安全”与“摆脱恐惧”互为表里，其内涵同样随历史语境变迁呈现出丰富的阐释。自由主义始终关注安全，这种安全首先关涉个体的生存保障。正如洛克明确强调，政府的正当性恰恰在于能否保障个体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安全。孟德斯鸠在区分“哲学上的自由”与“政治上的自由”时也明确指出，后者的关键就在于“有安全，或是至少相信自己有安全”，而通过法律确立的安全构成了自由的基础。在1688年英国的《权利法案》中，个体的“安全”得到体现，并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部分被制度化和法律化；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进一步将“安全”确立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之一，与自由、财产和反抗压迫并列。

在“旧制度”时代权利毫无保障的背景下，人们的核心关切是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同时也希求言论出版与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安全。而最根本的挑战是，如何将“安全”从“旧制度”下的贵族特权重构为适用于全体公民、由法律与制度保障的普遍权利。进入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拓展了安全的内涵，使其涵盖更广泛的社会保障与经济安全，确保个体不因贫困或不平等而失去行使自由的基础。“安全”不仅意味着摆脱恐惧的阴影，同时也意味着个体拥有免于不稳定与不确定性的保障，从而能够积极地行使其权利、追求自我实现。二十世纪的福利国家模式与霍布豪斯等人的社会自由主义思潮，正是这一思路的延续。自由主义对安全的关注也扩展至国际层面，推动了以制度、合作与法治为基础的全球秩序建设。

然而，二战后“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以及当代数字监控技术的滥用，又使得自由主义不得不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重新寻求平衡。当代自由主义对“安全”的关切更是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范畴，扩展至全球治理、区域稳定以及人权保护等更广阔的议题。回溯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对安全的渴求几乎始终是这一思想体系内在的、不可或缺的建设性维度，也塑造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它不仅关乎对恐惧的克服，更关乎个体权利的落实与积极行使、社会的进步以及自由的可持续性。

今天，自由主义如何在一个多元化、全球化的世界中找到包容性的道德共识，如何在确保自由和尊严的基础上推动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持续对话与合作，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悬而未决的命题。不过至少，正如卡汉做出的诸多努力那样，我们可以保留对自由主义思想谱系本身复杂性的深刻体认与想象力，同时不断发掘思想资源，从而探索如何将人类历史上的思想传统有效更新，更好适应二十一世纪的现实。毕竟，只有对过去的理解更加丰富，我们才可能开辟出更多样、更具可能性的未来路径。在未竟的恐惧与希望之间，思想生活本身便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自我质询与精神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