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被视作巴菲特致股东的“最后一封信”，发布于2025年11月10日，全文如下

致我的股东朋友们

从今年起，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再在年度股东大会上长篇大论。正如英国人所说，我要“安静隐退”了。
嗯，差不多是这样。
格雷格·阿贝尔将在年底接任CEO职位。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也是一个诚实的沟通者。祝他任期长久。
我会继续通过每年的“感恩节信”与大家以及我的孩子们谈谈伯克希尔。伯克希尔的个人股东是一群特别的人，他们乐于与不幸者分享自己的财富。我珍惜这种联系。请允许我今年稍作回顾，然后谈谈我打算如何分配我的伯克希尔股票，最后说几句关于事业和人生的感想。

感恩节临近，我对自己能在95岁时仍健在感到既惊讶又感激。年轻时，我可没料到能活这么久。1938年，我差点去世。
那时的奥马哈，医院被分为“天主教医院”和“新教医院”。我们的家庭医生哈利·霍茨是一位友善的天主教徒，会提着黑包上门出诊。他叫我“小船长”，收费也不高。有一天我肚子剧痛，霍茨医生来看了看，说我第二天早上就会好。后来他吃了晚饭、打了几圈桥牌，却始终对我的症状放心不下。深夜，他安排我去圣凯瑟琳医院做急诊阑尾手术。接下来三周，我仿佛身处修道院，还挺享受这种有“讲台”的生活。护士修女们都接纳我，我更是爱说话，那时就这性子。
我的三年级老师麦德森让全班三十名同学每人写信给我。我大概把男生的信扔了，但女生写的信我反复读了好多遍。这么看，住院也有收获。
最难忘的是，我的艾迪姨妈送了我一套专业的指纹采集工具。我马上给所有照顾我的修女都采集了指纹。我那时的想法——当然特别荒唐——是总有一天会有某个修女犯了法，而联邦调查局届时会发现他们居然没采集过修女的指纹。那时候联邦调查局及其局长J·埃德加·胡佛可是国民偶像，我还幻想胡佛先生会亲自来奥马哈查看我这份珍贵的指纹收藏，甚至幻想我很快就能和他一起抓到那个犯错的修女，觉得自己扬名全国指日可待。
显然，这些幻想从来没实现过。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多年后我才发现，其实我当年该去给胡佛本人采集指纹才对，因为他后来因滥用职权而身败名裂。
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奥马哈。那会儿，我们这些孩子最渴望的礼物无非是一辆雪橇、一辆自行车、一只棒球手套或是一列电动火车。

我得先说说查理·芒格，这位陪伴了我64年的挚友。20世纪30年代，查理就住在离我现在的家仅一个街区的地方。1940年夏天，他在我祖父的杂货店里打工，每天工作10个小时，只能挣2美元。要知道，节俭可是巴菲特家族的传统。第二年我也在那家店里做过类似的工作，可直到1959年，我才第一次见到查理，那时他35岁，我28岁。
二战结束后，查理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之后就定居在了加利福尼亚。但他一直把自己早年在奥马哈的岁月视作人生中很重要的阶段。六十多年来，查理对我的影响极大，他既是我极好的老师，也是我一直格外珍视的“大哥”。我们之间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从来没发生过争执。他更是从来没说过“我早就跟你说过”这种话。

1958年，我买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也是至今唯一一套房子。当然，房子还是在奥马哈。这里离我长大的地方大概两英里，离我岳父母家不到两个街区，开车到我工作了64年的办公楼也只需六七分钟。
另一位奥马哈人斯坦·利普西也得提一提。1968年，他把《奥马哈太阳报》卖给了伯克希尔。十年后，应我的请求搬到了布法罗。当时伯克希尔旗下一家子公司拥有的《布法罗晚报》，正和当地唯一一份周日版早报激烈竞争，而且我们当时正处于下风。后来斯坦打造出了全新的《星期日报》产品，在那之后的好几年里，这笔此前每年都在大幅亏损的投资，每年税前盈利居然能超过100%。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笔3300万美元的投资，对伯克希尔来说可是一笔举足轻重的资金。
斯坦在我家附近大约五个街区的地方长大。他有个邻居叫小沃尔特·斯科特。想必大家还有印象，1999年正是他把中美能源公司带到了伯克希尔。他后来还一直担任伯克希尔的董事，直到2021年去世，他也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几十年来，沃尔特一直是内布拉斯加州慈善事业的领军人物，奥马哈乃至整个内布拉斯加州都留下了他深刻的印记。
沃尔特曾就读于本森高中，我当初本来也打算去那所学校上学。可1942年，我父亲意外在国会选举中击败了连任四届的对手，我的求学计划也随之改变。生活向来充满了意外之喜。

还有件巧事。1959年，唐·基奥和他的小家庭住在离我家仅一条街的地方，距离芒格家也只有大约100码。那时的唐还只是个咖啡推销员，可后来他一路做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而且一直是伯克希尔公司尽心尽力的董事。
我认识唐的时候，他一年薪水只有1.2万美元，可他和妻子米基要养活五个孩子，这些孩子还都准备去学费不低的天主教学校读书。我们两家很快就成了挚友。唐来自爱荷华州西北部的一个农场，毕业于奥马哈的克雷顿大学。早年，他娶了奥马哈当地的姑娘米基。加入可口可乐公司后，唐很快就在全球闯出了名气。
1985年，唐担任可口可乐公司总裁期间，公司推出了后来命运多舛的新可口可乐。面对市场的负面反馈，唐发表了一次很有名的演讲，不仅向公众道歉，还决定重新推出“经典”可口可乐。在此之前，他还调侃说，那些写给“头号白痴”的信件，最后都会直接送到他的办公桌上。他还坦然承认，可口可乐这款产品其实属于公众，而非公司。这番坦诚的表态之后，可口可乐的销量大幅回升。和查理·芒格一样，唐自始至终都是个地道的中西部人，热情、友善，身上有着鲜明的美国式特质。

后来的阿吉特·贾因和格雷格·阿贝尔，上世纪末也都住在奥马哈，彼此间的距离也就几个街区。这么看来，奥马哈的这片土地，似乎真的藏着某种魔力。

我青少年时期曾在华盛顿住过几年，1954年又去了纽约，当时还以为自己会在那里度过余生。那时候我得到了本·格雷厄姆的关照，还结识了很多朋友。可仅仅一年半之后，我就回到了奥马哈，从此再也没离开过。
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在奥马哈长大的，也都就读于当地的公立学校。我的父亲、第一任妻子苏茜、查理、斯坦·利普西、经营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的布鲁姆金家族，还有把国民保险公司卖给伯克希尔的杰克·林瓦尔特，都毕业于同一所高中。

我在奥马哈收获了太多。这里塑造了我，也塑造了伯克希尔，更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好运。美国中部这片土地，实在是创业、生活和养家的好地方。
我们家族此前的最长寿纪录是92岁，而我打破了这个纪录。这得多亏了奥马哈那些优秀的医生，好几次都是他们救了我的命。不过人到老年，也离不开好运的眷顾——要每天都躲开像踩香蕉皮滑倒、车祸、雷击这类大大小小的意外。可幸运女神往往很偏心，她总是格外偏爱那些本就幸运的人。
我1930年出生在美国，身体健康，脑子也还算灵光，再加上白人男性的身份，真的要好好感谢幸运女神的眷顾。我的姐妹们同样聪明，却没能拥有和我同等的机会。

“时间之父”从不会对谁手下留情，迟早有一天，他会战胜所有人。如今的我，行动变得迟缓，视力也不如从前，但我依旧每天都会去办公室上班。
不过，我的长寿也让遗产分配这件事必须提上日程、加快速度。我的三个孩子现在分别是72岁、70岁和67岁。我希望能在他们身体还健康、头脑还清醒的时候，让他们来主导我几乎所有慈善遗产的分配与运作。
我会保留一部分伯克希尔的A类股，一直持有到股东们像信任我和查理那样信任格雷格为止。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遥远。我的孩子们既有智慧和经验，也有判断力和同情心。他们会比我活得更久，面对税收政策或是慈善相关政策的变动，也能做出更灵活的调整。我从来都没想过要“死后掌权”。

我加快慈善捐赠的步伐，绝不意味着我对伯克希尔的未来没了信心。恰恰相反，格雷格·阿贝尔的表现，完全达到了我当年的预期。他既了解我们的业务，也体恤公司的员工，学习能力更是极强。我觉得放眼全球，再也找不到比他更适合管理伯克希尔、打理股东资金的CEO了。希望他能身体健康、任期长久。
伯克希尔未来规模会变得更大，根基也会更稳固，但偶尔股价下跌50%的情况仍可能出现。到时候大家别惊慌，美国经济总会反弹，伯克希尔也会跟着回暖。

比起前半生，我更满意自己的后半生。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建议：别为过去犯的错误过度自责，从中学到一点教训，然后就继续往前走。另外，一定要选对榜样，多去模仿他们。
大家可以想想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故事，他曾误读了自己的讣告，这件事吓得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其实大家没必要等到这种意外发生才想着改变，现在就可以想清楚，希望后人会怎样记住自己。
真正的伟大，从来都不在于拥有多少金钱、多大名气或是多高权力，而在于多做善事。善良是无价之宝。还有，清洁工人和公司董事长，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并无高低之分。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没错，就算是那些不太讨人喜欢的人，也一样祝他们快乐。毕竟，任何时候想要改正错误、做出改变，都不算晚。最后，感谢美国这片土地，给了我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即便这个国家的机遇与回报分配，并非总能做到绝对公平。